然美体现了真、朴素、天然等自然本性,顺应了自然本身的规律和自由。在自然美里,自然事物的自由本性未能受到损害而自然地表现出来。同时,这种自然事物的自在性也符合人的自由本性,未受到外在人为因素的限制与拘束。他认为自然美高于艺术美,特别是“天地之美”、“天乐”、“天籁”等自然美都是他极力推崇的美。当然,他也承认艺术美,在这点上,他同康德一样,认为艺术美中貌似自然的才是美的。康德的自然观强调的是艺术美,要求这种艺术美貌似自然。康德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但艺术美也要追求自然美那样的自然而然的特性。
可见,庄子和康德的美学自然观都强调美的自由特性,都认识到了美应该体现主体自由,但庄子与康德对这种主体精神的认识角度、认识程度不同。庄子是通过对自然美的重视来反映他对主体精神的认识的,康德是通过对艺术美的重视来强调主体精神的。同是强调美的自然特性,庄子重视的是自然而然的没有见出主体实际创造的自然美,康德重视的是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人的主体创造的艺术美,这是他们自然观的具体差别。
四、庄子与康德美学自然观异同的文化探源
庄子美学的自然观一方面反映了庄子对当时人为创造的艺术的粗制滥造的极端敌视与不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人合一、天与人、自然与人相融合、亲和的思想对庄子的深刻影响。庄子既对当时人为创造的艺术深感不满与失望,又对自然有一种本能的热爱与亲近,加之庄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自己的主体创造能力和理性力量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故在庄子美学中最受重视的是“天地之美”、“天乐”、“天籁”等自然而然的自然美。
尽管庄子重视的不是人为创造的艺术美而是自然无为的自然美,但从庄子对这种自然美的重视仍可看出他对主体精神的重视。因为在他看来,人为创造的艺术未能体现出主体精神的自由,自然无为的自然美更合人的自由本性,体现了人的主体精神的自由自在。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庄子的自然哲学则不然,他以人类为本位,并将生命价值灌注于外在自然,同时,复将外在自然点化而为艺术的世界。”[4](p66-67)“在庄子心目中,广大的自然乃是各种活泼生命的流行境域,自然本身,含藏着至美的价值。”[4](p67)“在庄子眼中,自然之美含藏着内在生命及其活泼之生机,它孕育万物,欣欣向荣,表现着无限的生意。”[4](p68)“他深爱这个自然世界,因而对它采取同情与观赏的态度。”[4](p68)可见,庄子的自然美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是人类生命的投射,是主体精神的外化,庄子对自然美采取了一种同情的观赏态度。陈鼓应先生还指出:“庄子的‘自然’乃喻示着人性的自由伸展与人格的充分发展,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强制压缩或约束。”[4](p65)“‘无为’即是唤醒人们不要以一己的意欲强行施诸他人。”[4](p65)可见,庄子的自然美虽是自然无为的,但这正体现了庄子对现实中不自由的“有为”的抗议与反动,对自然中自由的“无为”的企渴。陈鼓应先生进一步指出:“庄子以艺术的心态,把人的主观情意投射到外物中去,使人和外物交感融合;以美学的感受,把主体的美感经验投射入外物中,将外在的物象主体化,从而使对立的主体和客体关系变成和谐的、交融的关系,从而也开扩了人的精神自由活动的领域。”[5](p249)这正可以说明庄子对自然美的态度。自然美正是庄子自由精神的投射体、确证物。庄子在艺术美中看不到主体的自由创造精神,只有在这种自然无为的自然美中,他才能看到完美保存的没有欠缺的自由自在的人格和性情,看到人类自由自在的天性的自然伸展,因此他极为重视这种自然美。总的来看,庄子对主体的强调不是通过主体现实的能动创造来表现,而是通过主体精神外射于自然美来表现的。
康德强调艺术不是自然又要像自然,是为了调和当时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艺术之争。浪漫主义主张艺术要复归于自然,反对人为雕琢,强调自由创造,强调感情表现,主张打破客观自然的形式,通过夸张、想象表现现实。古典主义则强调规范,强调艺术不能违背自然的形式,主张模仿古人。康德调和了这两方面的观点,既要求艺术形式上合于自然,合乎理性规范,同时又主张艺术是自由的,不应受人为规律的限制,要自然而然。
康德一方面受西方传统观念中自然与人相对立、敌对的思想的影响,对自然表现出了一种本能的疏远与不信任,西方对自然的觉醒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兴起以后的事,此前是机械、冷漠、与人对立的自然观;另一方面,康德所处的时代比庄子晚了二千多年,人类对自身主体能力的认识大大发展和加深了。康德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已经初步显示了其强大的力量,他们对人的主体创造精神有了较充分的认识,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信心。在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正奋发图强的上升时期,康德当然也较充分地认识到了人的主体精神的伟大作用,对人的主体创造能力充满信心。因此,康德在谈到美的自然性时大力鼓吹的是人在艺术美的创造中应充分发挥人的主体创造精神,并使这种主体创造精神自然而然的显现。
康德同时又强调这种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创造精神的艺术美对主体创造精神的体现不能是直露的,而应该表现得不留痕迹、自然而然。这其实是康德对艺术美的创造主体提出的更高要求,要求他不但要在艺术美中体现出主体的创造精神,更要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主体创造精神并把这种主体精神表现得自然而然、不露痕迹。这里充分体现了康德对艺术美中主体创造精神的更高层次的理解与追求。
康德在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同时,也注意到理性对自由的制约作用。康德无论是在讨论自由、游戏还是在讨论想象力时,都念念不忘自由要受到理性和规则的制约。康德在这里所讲的理性仍然是一种主体精神,从此我们亦可看出他对主体精神的重视。而庄子并未认识到“逍遥”、“游”和想象要受到理性的规范与制约。这是因为,尽管康德终生不懈地调和大陆理性派美学和英国经验派美学之间的矛盾,但康德实际上总是偏向理性一边,是一个典型的理性派。康德生活在18世纪,理性的巨大作用已为广大资产阶级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了,整个德国古典美学都特别重视理性,这一传统正肇始于康德。所以,理性在康德理论中占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对理性的重视与强调,正是康德重视主体精神的另一表现。而庄子生活的时代,理性的作用尚未像康德的时代那样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先秦儒家走的是一条重视理性、以理节情的理性之路,但庄子特立独行,对儒家那一套理性原则深恶痛绝,弃之如敝屣。庄子的生活,说到底,是一种纯任自然、顺物本性的感性生活。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 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陈鼓应.庄子浅说[M].北京:三联书店,1998.
[5] 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M].北京: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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