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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现代社会获得确立的根源、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作者认为，虽然美的观念和对美的思考古已有之，但美学学科的确立却是现代社会发展后的产物;作为独立的现代人文学科，美学不是一般地研究审美和艺术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而是在其对审美艺术的阐释中渗透了现代人文精神的价值原则——美学是现代人文精神活动的一个基本形式。
关键词美学现代发生现代性人文精神
引言
就人类文化史而言，艺术和对艺术的思考与研究古已有之;然而，以艺术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美学却是在现代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传统艺术理论(包括相关的审美思想)始终不能从对神话宗教、政治伦理等其他社会-文化形式的依附关系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律性的哲学-文化话语。这个基本的依附关系也决定了在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品的形式对内容的依附关系。美学以审美自律性为前提，主张审美形式的独立性和普遍价值。美学不仅使艺术理论摆脱传统的依附关系并获得独立，而且使艺术品的形式获得独立价值，成为艺术创作和欣赏的中心。
从传统艺术理论到作为现代学科的美学的转换，包含了传统艺术思想和现代艺术思想之间的深刻差异。这个差异的深刻性在于，它是以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变革为前提的。美学的现代性特征从根本上既决定了它不是一个普遍的(一般的)艺术理论学科，也决定了不能把传统的艺术理论划归人美学体系中以及赋予其“美学”的属性。揭示传统艺术理论与美学的历史性、本质性差异，是20世纪西方美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始终把美学等同于普遍的艺术理论，把传统艺术理论与美学含混地归于同类。这一含混影响了从根本上认识美学在现代人类生活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也制约着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现代历史发展的背景上，重新认识美学的现代特性是国内学术界应当着手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现代性的奠基
在西方，1750年，随着德国哲学家鲍姆伽通的《美学》出版，才出现“美学”术语;在中国，时至20世纪初叶，经过日本对西方美学的中转翻译，才逐渐使用这个术语。随着这个概念的出现和使用，在18世纪中后期，美学才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人类关于美和艺术的思考古已有之，源远流长，为什么美学迟到现代文化发展之后才获确立?换句话说，以古老的美和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之产生，为什么是一个发生在现代文化运动中的事件? 古代社会是个有机整体，它的意识基础是以宗教和形而上学为表现形式的基本理性。这个基本理性构成传统社会统一的世界观，规定解答一切社会文化问题的统一准则。具体讲，以统一的世界观为基础，科学、道德和艺术共同隶属于这个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基本理性，三种文化形式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律原则，它们的一切问题都要根据这个统一的基本理性来判断。
在西方漫长的古代史中，因为宗教占据了社会整体的核心地位，是这个整体的基本凝聚力，艺术不仅因为依靠宗教而得到了纵贯历史的辉煌发展，而且艺术本身的存在(形式和内容)也是统一于宗教的——它是宗教活动的一种基本工具和方式。在西方艺术发展史的研究中，不深入理解西方宗教精神，不把这种精神作为艺术的内在动机，是不能真正把握自古希腊以至于前浪漫主义时代的西方艺术实质的。比如，人体艺术的发达，是西方艺术的一个基本传统。这个传统的确立，是以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怀为基础的。传统艺术家是把为人塑像作为为神造像的神圣事业来进行的。在此，我们看到艺术与宗教的内在统一性，也因此艺术是传统西方社会所绝对必须的。中国历史的情况不同。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宗法体制为核心的，这决定了伦理与政治的紧密结合，而艺术则在这一结合之下，成为传授宗法精神、实现宗法统治的基本工具和方式。在传统中国文化的主导体系(儒家学说)中，艺术被赋予两个层次的规定：艺与乐教。艺，即技艺，把艺术视为技术或技巧活动;乐教，泛言之，即今天所谓艺术教育。艺术作为单纯的技巧性活动，是儒家所看轻的;艺术作为“乐教”，即艺术教育，才是儒家所看重于艺术的。儒家认为，乐教的基本作用，是深人个体心灵而培养社会成员内在的社会认同意识——共同感。这一作用是其他社会方式如礼、法所不能具有的。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是社会维系所必须的。
现代化运动打破了古代社会的有机整体结构，取而代之以目的-合理化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根据马克斯?韦伯(M.Weber)的理论，现代化运动是社会的启蒙和世俗化过程，它以理性化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基本理性的统一性，将之分为三个互相独立的领域：科学、道德和艺术。与此相应的是，原来隶属于统一世界观的问题被分别纳人三个专业化的属性下：真、善。美。在这个分化中，科学、道德和艺术获得独立性，并且形成各自发展的体系。文化的分化和各文化领域的体系化产生了相应的专门职业，出现了掌握和控制各领域的专家。在专家控制下，三大领域分别形成了认识-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审美-表现理性结构。韦伯认为，文化领域的三分化是文化现代性的基本特性，它适应了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化发展的要求。哈贝马斯(J. Habermas)则认为，文化的专业分化是18世纪启蒙哲学家制定的现代性计划，其宗旨在于按照各个领域内在的规律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自律的艺术，从而实现日常社会生活的理性化组织。这就是文化现代性对于日常生活的幸福承诺。[1]美学在18世纪中期以后形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这是以文化领域的三分化、艺术自律性的确立为前提的。
但是，美学的确立并不只意味着：艺术与科学、道德分离并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化领域，美学则是研究和规范这个专业化领域的科学。社会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理性化改造，解除了传统的统一世界观的神秘力量，这使现代人不再以神为中心来认识和考虑世界，转而以科学原则，即目的一合理化原则来重新组织世界。由于经济增长和政治管理化发展的压力，社会现代化过程不断侵人人类生存的传统方式中，这就导致了现代化体系的原则对生活世界的专制，使日常生活交流的内在结构被扰乱。哈贝马斯认为，对日常生活世界交流机制的破坏，是现代化带给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危机。这个危机是形成文化现代性的反现代趋向的根源。文化现代性的反现代趋向主要是由审美现代性来表现的。[2]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点是，以审美的原则、艺术自律的立场，批判和反对现代化运动的理性化、制度化和体制化——目的-合理化原则。美学则是一门论证、维护和推动审美现代性发展的学科。
美学在欧洲兴起的时代，正好是宗教精神在欧洲被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精神瓦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所居世界的统一性因失去了神的保障而解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解释，不再能够以神或神性为基础，而必须建立在反思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思想的基础上。[3]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因为没有神学前提，现代社会不再能够从任何既往时代获得标准来确定自己的方向，它不得不从自身创造自己的原则。现代性必须持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基础来确证自身。最早意识到现代性的奠基问题的是文艺批评界，即18世纪早期英法艺术界的“古今之争”。现代派借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观念反对法国古典主义艺术原则，主张以现代的生活和精神为现代艺术的基础，使现代艺术从古典艺术原则的统治下脱离出来。波德莱尔(Bodeclaier.M.L)主张，现代艺术应当关注自我生活于其中的时刻流动变化的经验，但同时又要努力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4]波德莱尔确认了现代艺术的现时性特征，这个特征规定现代艺术的真实性是与时间性相联系的，同时也就规定了现代艺术在根本上的不确定性。他认为现代艺术持续不断地寻找的现代性是本质上不可界定的东西。哈贝马斯指出，在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经验中现代性奠基的问题变得尖锐，因为在这里，从传统生活规范中分离出来的主体与短暂的经验连接在一起。[5]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艺术把对现代性的追问，即自我奠基的问题，展现为艺术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经验。
现代性自我奠基的问题是人类现代存在的基本问题，它的存在使主体性原则获得确立并且被突出出来。个性原则、批评的权利、行动自由，这些主体性观念不仅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成为主导性原则，而且成为现代性运动形而上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艺术的含义和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就是说，艺术的根本意义，不再是对神性的表现或对客观世界景象的模仿，而是对人类自我的表现。“表现性的自我实现变成了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艺术的原则。”[6]这个根本性的转换形成了现代艺术的基本特征：绝对的内在性确定了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就此而言，浪漫主义艺术是现代艺术本质的充分表现。传统的、以神为基础的世界观的瓦解、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和现代艺术精神的产生，是美学得以确立的三个基础因素。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论证。阐释和提倡的也正是这三个基础因素。因此，美学与现代性的联系是内在的、根本性的。
二、人文精神的开拓
明确美学以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发展为基础，就不再会把美学简单地或抽象地等同于一般的审美、艺术理论。这就是说，美学有其特殊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即确立在社会-文化现代性基础上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美学不同于传统或一般的审美、艺术理论，其关键就在于，现代性的人文精神构成了美学思想的核心，并决定了美学独立、自律的理论形态。
美学的人文精神首先体现在把自由和个性确立为审美-艺术活动的基本原则。这应当归功于康德哲学。康德认为意志自由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最基本的本质，是道德的真正前提，同时也是真正(纯粹)的审美一艺术活动的前提。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第一次明确、系统地阐明了这个基本思想：自由和个性不仅而且也是审美一艺术活动的基本动力。在肯定自由的基本意义的前提下，康德设定了审美形式的普遍性、美感的非功利性、想象力的自由创造原则和艺术创造的个性、天才观念。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断定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的目标是以审美判断为中介，统一被笛卡尔二元论分裂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但是，更进一步应当认识到，康德工作的深层是对这个双重统一的基础的建设，而这个基础就是人作为理性存在着的意志自由。《判断力批判》的结论(实际上也是康德哲学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把自然视作一个合目的性的系统，那么人的天职(天性)就成为自然的终极目的;人之所以是自然的终极目的，是因为在地球上只有人具有理智，并且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的。[7]
《判断力批判》作为美学的奠基性著作，表达了“自然向人生成”的思想：人作为地球上惟一的理性动物发展成为道德和文化的存在者，是自然发展的终极目标。自由则是人的道德、文化生活的基础和内涵。康德认为，自由是只有人才具有的超感性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可界定的，因此也是不能在现实中实现的理想观念。自由作为道德的基础和前提，是一个否定性的观念——它拒绝一切因果件的限定，自由就意味着无限，它只能存在于人的道德意识的心中。在这个意义上，即自由作为非因果性的无限的超感性存在，它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它是合目的性的，但这个目的性本身是不可确定为一个具体的目的的，审美一艺术活动，是以想象力和理解力相协调的自由活动，既摆脱了知识理性的束缚，又超越了对自然物质的欲求依赖，自由地创造并感受着审美形式、这就是他所谓“审美是主观的形式的合目的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观念所表达的思想。因此，审美活动(“美”)成为自由的表现，即成为“道德的象征”。[8]
康德绝对化的理解自由，致使自由只能成为他道德哲学的一个形而上设定——前提。“美”则只能成为这个形而上设定的象征或演习——超感性的纯形式。因此，康德虽然强调美是纯直观的对象，然而对于他，这个纯直观的对象是没有感性内容的、纯理性的存在。席勒坚持康德的自由的审美观念，但是把它推到极端，主张审美活动本身就是自由，而且是现代世界惟一真正、最高层次的自由形式。席勒认为，人既不是绝对的物质存在，也不是绝对的精神存在，而是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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