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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哲学中，心是存在与功能范畴，不是静止的实体范畴，心具有无限创造力，处在永无停息的活动与过程之中。心是活动的，不是死静的，其中有情感、意志、意会、欲望、感觉、知觉、思维等多种多样的活动，正是心的活动与功能体现了心的“存在”。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体用一源”、“动静合一”。体是“静”的，用是“动”的，但这所谓“静”，并不是在作用之外有一个绝对静止的本体即实体，它就在作用之中，活动之中，且只能通过作用、活动而实现出来。儒家要把道德本体、道德理性落实到现实的、活泼泼的心理活动中，而不是变成“观念”、“理念”高悬在那里，因此，它很重视心的观念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心”字有多中解释，多种用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解释和用法是活动与功能。如前所引孟子的“心之官则思”，就是如此。思是指思维活动，不是指思想观念。所谓“本心”，是在“思”的过程中实现出来的;所谓“四性”(仁、义、礼、智)，是在“四端”之情(恻隐等等)的活动即“扩充”的过程中实现的。
就其功能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人最重视生长、发育之义，这一点实质比“思官”之心，“神明”之心出现更早，也更具有根本性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心”字指木的尖刺与花蕊。《诗经·邶风·凯风》所描写的“吹彼棘心”，就是指棘木之尖刺，这正是生长点。《周易·说卦》说：“坎，其于木也，坚多心。”虞翻注说：“坚多心者，棘、棘之属。”棘、棘之类，初生时都有尖刺，其发育生长即见于尖刺，故名心。坎是卦名，代表水，水是生命之源，其在木，就表现为尖刺，尖刺最能表现生长的过程。《尔雅》说：“漱朴，心。”这同《诗经·凯风》、《周易·说卦》所说，是同样的意思，漱朴之类，最能见其尖刺，也最能表现其生长义。《礼记·曲礼》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这也是指竹之笋尖，松柏之木尖而言心。以木尖为心，正神明心的根本意义是生长和发育。生长、发育是一个过程，因此也可以说，心是过程，在过程中表现其生长的功能。对此，清代学者阮元曾作过比较详细的考证，他的考证和解释是符合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精神的。(见《研经室集·释心》)
“木心”虽不等同于人心，但有相通之处，而且人心的诸义，就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不仅如此，从“生”的观点解释人心，更富有哲学意义。儒家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仁学，而仁的根本意义就是“生”，“生之谓性”，“生之谓仁”，儒家的心灵哲学就是建立在这些解释之上的。它从人的生命推到宇宙生命，再由宇宙生命神明人的生命，最终落在心上。《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既是讲宇宙生命，更是讲人的生命，这一切都是通过“神”即“心”来实现的。“神”决不仅仅指天地“阴阳不测”之神，而且指心之神明，是“神妙不测”之神。心之神明是实现“天德”即“生德”的根本所在，因此才有天以“生物”为心，人以仁为心的学说。这里已经引入了目的性意义。人心不仅是活动过程，而且是有目的的活动，其最高目的就是实现“天德”即仁。“天德”之仁不过是“生生不已”的过程，是一种“生意”，其在人心便是仁。理学家程颢说：“万物生意最可观。”(《二程遗书》卷十一，《二程集》)这所谓“生意”就是仁，在人则为心。客观地说，是“天德”，主观地说，是仁心，二者是完全合一的。所以他又说：“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同上)人之所以不可“自小”，就在于人有仁心，而仁心就是天地生生之德，所以，人与天地是“一物”，不是相对而存在的“两物”。贯穿天人的只是一个“生”字，而心的根本意义又就是“生”，以“生”为仁，就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程颢所说的“观”，不是纯客观地观察，而是生命体验式的直观，通过这样的直观，才能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程颐说：“心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二程遗书》卷十八)又说：“心，生道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一下)这些说法都是以“生”释仁，并且与性联系起来，进一步从哲学上说明心的功能与过程这一特征。朱熹则进一步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孟子集注》卷二)天地并无心，如果说有心，就是以“生物”为心，人是天地之所生，但人有心，人心不是别的，就是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这就是仁。儒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倡良知说，但良知的根本意义也是生生之仁。“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传习录下》)“所谓汝心，都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个性之生理，便谓之仁。”(《传习录上》)原来心就是性，性便是生，生便是仁。儒家关于心的学说，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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