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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宋明儒学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般学者以他为此阶段儒学两大派系之一心学的代表。他的学说，以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最脍炙人口。当中，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心即理说最具讨论的价值。本文便是对王阳明心即理说的伦理学(依儒家内部用语，则是心性论)涵义加以析论的准备 -- 对此说的主要观念的重构和分析。至于对于此说本身，我会在另一篇论著加以讨论。在本文，笔者会分析心即理说的一些中心观念，即「心、良知、理、天理」等。
在正式进行分析和讨论之前，我想先提出我对研究中国哲学的语言的看法。无可否认，如果我们将中国哲学的语言和西方哲学的语言作一对比，前者有着不可掩饰的缺点：不够清晰和准确，令人难以把握和理解。这可以分开两方面来说。首先，是使用概念方面。中国哲学家很少会为其哲学概念下正面的定义，他们往往只通过具体的应用才烘托出其意义;而即使下定义，也往往词义含糊，令人难以把握。其次，是结构和论证方面。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往往是语录式的、格言式的，结构十分松散，一个观念的意义或者一种主张，往往分散到许多不同的段落中去，需要我们很费气力才能够整理出其意义和理路。而且，他们往往只提出自己的看法，很少提出证明;即使提出证明，也往往不够严格，欠缺逻辑性，从而令人觉得有独断的感觉。
对于中国哲学语言以上的缺失，有人或者会作出辩护：中国哲学主要讲的是人生的价值而非自然的知识，而前者往往不可言诠、只可意会，因此，他们不着重定义和论证，亦不关心著述的结构的完整性。以上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理由，然而，我却以为不可作为反对中国哲学语言现代化的借口。我同意，关于人生的价值，我们不可能单单通过经验概念的说明便可以完全掌握，我们还需要从人生的生活实践来加以体证。然而，要求用语言尽量说明白，尽量讲清楚，与最终讲求人生体验并无矛盾，我们不能因为价值要体证便完全放弃对语言方面严格的要求。
事实上，当代一些中国哲学家由于能吸纳西方那一套较严格和精确的哲学语言，因此，他们在表达传统哲学义理时明显有进于他们的前辈。当中，笔者特别欣赏牟宗三先生和劳思光先生，他们能有机地结合中西哲学的语言，因此，他们的著作概念清晰、论证严谨，但又没有歪离和扭曲中国哲学的原义，没有忽略和抹杀人生实践的体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运用西方哲学语言的优点来克服中国哲学语言本身的缺点，是中国哲学现代化其中一条康庄大道。1
因此，本文讲的阳明的哲学义理，亦是尽量运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在这一意义下，与其说我们平铺直叙地讲述阳明的学说，毋宁说我们对阳明的哲学体系作出创造性的重构和诠释。
最后，要补充的是笔者研究阳明心性论的主要原典文献。在阳明的著作当中，以《传习录》最为重要，最能全面、完整地反映阳明的哲学思想。不过，由于该书主要部分是由多位阳明弟子将其师说各自加以记录，他们只将其师的语录及书信编在一起，没有从义理的角度加以整理和贯通，因此，各条目之间没有逻辑性，结构相当散漫。我们读此书时，必须将其内容依其内在的义理重新整理、贯串起来。
对于上述阳明的著作，笔者所据的主要本子是由吴光、钱明等先生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但为了方便起见，在本论文征引前一书时，我改用陈荣捷先生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因该书将每条条目都以数目标识，更便于检察;笔者引用此书时，将它简称为《集评》。另外，除了《传习录》外，本论文亦在有需要时参考阳明其它著作，如果引用到的话，则以上述《王阳明全集》为依据;引用时，我将它简称为《全集》。有关阳明著作的版本及其简称，详本论文最后参考书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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