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倒在地，代之
以民主共和的权威。在清朝末年，封建帝制面临着民主共和的严峻挑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健将
们向着封建帝制发起猛冲，取得了胜利。在历史上，任何失败的反动派总是不愿意自觉地退出历
史舞台，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负隅顽抗。在民国初年，帝制与共和的冲突如同潮起潮落一样在满
清皇室贵族顽固派胸中激荡。复辟分子为了夺回他们已经丧失的政权，为了追回已经逝去的荣华
富贵，他们必然地结成复辟帝制集团进行复辟活动，挑战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民国初年的复辟
运动，是民主共和作用于满清王朝之后的一种反作用力，是已经被革命滚滚洪流破除了神威的封
建帝制的老权威向生机勃勃的民主共和的新权威的反扑。在民国初年，帝制与共和的激烈撞击，
在政治领域里的表现，就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老权威对于刚刚出场、角色魅力初露的新权威
的排异性抗争。政治领域的斗争不能仅仅依靠政治的力量予以解决，除了军事的、经济的等等方
面的力量外，文化的力量大概也是政治家们所善于运用的经常发挥作用的一种力量。
三
民主共和的法理依据是：人人平等、主权在民和自由民主。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抗封建主义
的有力武器，也是走出中世纪、步入近代社会无可争议的进步理论。复辟分子们心中当然有数，
要在民主共和法理本身做文章，打开缺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又必须借助文化的力
量，必须赋予封建帝制对于民主共和的反弹——复辟运动以正义性，让人们觉得复辟是“护
圣”，而不是倒行逆施，从而赢得全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以实现其“恢复祖业”、“光复旧
物”的政治目的。因此，他们手中唯一的“法宝”只能是：在封建社会里被人民群众所顶礼膜拜
的孔子偶像和代表封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孔子思想。他们善于装扮自己。在应战革命力量
的追打中，他们急中生智，把自己打扮成维护传统权威、正统思想的不屈的“卫道士”，而不是
“落水狗”。他们认为，帝制是中国社会祖传的权威，是生于传统而非外来的权威，人们接受它
是合理合法的，是天经地义的，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帝制在中国社会里，从来受到正统思
想——孔子思想的支撑和支持，因而其正确性是无可质疑的。这样，他们就给人们一种错觉，好
象民主共和反而具有非中国人的特性，是反动的东西，是洪水猛兽，是可怕的怪物。
由此可见，为了给复辟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并击鼓助威，复辟势力必然地抬出孔子偶像和孔子思
想。
辛亥革命后，劳乃宣即在《民是报》上发表臭名昭著的《共和正解》。一方面，劳氏采用恫吓
术。他诡称中国民智低下，如果推行民主，必然丧失传统的权威，其后果是举国失控，不仅“乱
民土寇”要趁机“作乱”，而且列强也会火中取栗，“坐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劳氏采用诡
辩术。他诡称君主政体已经体现了“共和”的本意，共和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概念，也是君
主政体的应有范畴和题中之意。劳氏有意混淆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迥然有异的法理基础，不惜追
本溯源，引经据典，生拉硬扯，将帝制与共和混为一谈。劳氏云：“宣王即位，共和罢。《索
隐》云：‘二相还政宣王，称元年也，’此共和一语所自出也。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
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故宣王长，共和即罢。伊尹之于太甲，
霍光之于汉昭，皆是此类。今日东西各国所谓君主立宪绝相似。而不学之流，乃用之为民主之名
词，谬矣。夫君主立宪，有君者也;民主立宪，无君者也。古之共和，明明有君，恶得引为无君
之解哉?” 劳氏一方面使出浑身解数，极力维护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以“护
圣”和“布道者”的面目出现，播扬孔子思想。1913年，劳乃宣在青岛设立“尊孔文社”，专讲
圣人之道。该社的学员，几乎都是前清贵族和旧朝遗老的子弟 。
从社会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变迁总是有旧的与新的之别。马克斯·韦伯认为，旧的社会是陷在
传统的罗网之中的社会;新的社会则是以理性为行为选择的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利益满
足”。他认为，在旧的社会，传统主义盛行，它墨守成规，因袭世传的习俗;在由传统向现代的
变革中，尽管传统主义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但是，它还企图将自己强加给新的时代。因
此，“超越这种状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显然，在民国初年，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
折的时期，要将传统强加给新的时代，就必须突出传统的价值，就必须引导人们尊重和因循传
统，这样才能阻止这种转变。民国初年，一直活跃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明星康有为此时为传统说
法，为帝制招魂，很有一股子“天下英雄，舌我其谁”的英勇豪迈。他相继发表《共和救国
论》、《中华救国论》等文章，讲述中国的帝制传统，论述孔子之道为万世不易的法则。康氏
云：“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洽人心。存帝制以统五
族，弭乱息争，莫顺于此。”民主共和背离传统，不免陷于灾难，“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难;
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因此，康有为强调要尊重传统，顺乎传
统：“我中国积数千年之文明，典章法律，远有代序，即章服五彩之末，藻火山龙，亦从唐、虞
而来，皆经前哲苦心平衡而后成之，合于国情，易于民俗，行之久矣。……自余道揆法守，纪纲
礼俗，皆宜民之性，而为立国之本者，不易动摇也”;“今孔子有平世大同之道，以治共和之
世，吾国人正可欢欣恭敬，讲明而光大之，俾吾四万万人，先受平世大同之乐，而推之大地与万
国共乐之。若夫养性事天，学道爱人，忠信笃敬，可施蛮貊，礼义廉耻，是谓国维，从之则治，
违之则乱，行之则存，背之则亡，勃拉斯犹谓时人视政治之结构过重，无道德则法无能为。吾国
亘古以道德为尚，物有本末，吾既无其本末矣，乃复拔本塞源，欲以化民立国，不以谬乎!”
“传统”既然对于招回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帝制权威有益，“护圣”既然可能焕发已然褪色的帝制
灵光，复辟分子们当然会在维护传统与护圣的活动中乐此不疲。沈曾植鼓吹道：“窃惟国于天
地，必有与立。所以立者非他，则君臣大义，尊卑上下，定位而已” ;刘廷琛唱和道：“有君臣
而后有上下，有上下而后有礼仪，然归其所在，辨上下，正名分，以其在于大本也” 。胡思敬、
沈曾植还在江西、上海筹建尊孔讲经的“书院”、“学术研究会”。他们要用孔子思想重新引导
人们对于传统权威的崇拜，对于封建帝制的迷信。胡思敬曾说：“当光绪将乱之初，一二小人之
邪说，可以煽动四方;今日乱极思治，安知一二君子之诚心不可挽回劫运。” 他们张扬着孔子的
旗帜，拉着历史的回头车，顽强地在复辟之路上艰难地行进;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抬头看一看历
史应该或正在前进的方向。
为了壮大声威，蛊惑人心，他们把孔子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又以孔子偶像为号召，造成了较大
的社会影响。1913年春，在前清遗老们的策动下，江苏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举行祭祀典
礼，到会的人“大半苍苍白发，豚尾犹存，其行礼时均三跪九叩首” 。春天祭孔的香火余温尚未
散尽，在8月下旬又迎来了更大规模、更为热闹的祭孔活动。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孔教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从8月24日下午到9月1日上午，历时七天整。会议的内容十分饱满，但主要的还是祭孔
与讲经。这次祭孔大会的盛况，是晚清以至民国所罕见的。据载，“尊亲孔圣，举国同情，赴会
者竟异常踊跃”，“与祭者二千余人”，除了孔教会的各省代表外，全国各界也派人参加。此
外，还有港澳地区的代表参加行礼，若干外国记者也到会观礼。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次民间组
织的行为，其背景还有非常浓重的官方色彩。据衍圣公孔令贻的答谢辞，其中有云：“今幸承各
同仁苦心孤诣创立此会，复蒙中央及各省各机关一体赞助，遣派代表惠临鄙邑，以观其成。从此
孔教昌明，大同可致。”难怪当时有警察、兵士及民团兵丁近百人维持会场秩序。民间力量加官
方色彩，才能造就如此盛典。其时，与会记者也不能不感叹：“自开会至闭会，如期七日，均秩
序整然，庄敬而和乐，询难得之事也!” 虽然在曲阜举行的轰轰烈烈的祭孔盛典，既有满清皇室
贵族复辟集团以及前清遗老的支持，又有袁世凯复辟集团的襄助，但是，抬着孔子偶像招摇过
市，把孔子思想吹得震天价响，既聚合了复辟势力，又扩大了复辟运动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向
民主革命力量叫阵示威。总之，1913年祭孔复古运动的主角是谁，其政治身份如何并不十分重
要，重要的却是，它在民国初年首次帝制复辟运动中在文化领域里所起的呼应作用，蕴涵着有待
发掘的政治文化意义。
在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以及前清遗老为着复辟“圣朝”的目的，揭开尊孔复古运动的序幕的时
候，他们忘了，无论怎样给孔子偶像上色，也不论怎样吹嘘孔子思想具有无限的“救国”能耐，
但是，“传统”毕竟只是传统。“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
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 。在封建社会，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以孔子偶
像为化身的封建文化同封建帝制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任何一方的历史命运，都对于对方产生同
样的影响。以孔子偶像和孔子思想为封建帝制的权威招魂，为复辟帝制运动提供历史的支撑点和
文化的支撑力，虽然可以将复辟帝制的丑剧堂而皇之地说成是“维护中华传统”，甚至是“护
圣”，但是，“传统”本身在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中，毕竟是“与这种现代社会的风格格格不入
的残余之物” ，因此，它虽能使社会新陈代谢的局面更加激荡，更加风诡云谲，更加精彩纷呈，
但它毕竟不能挽救帝制复辟必然失败的命运。这虽是帝制复辟运动的大不幸，其实也是在开历史
的倒车中以“传统的权威”面目出现的孔子偶像与孔子思想的大不幸，但它实在是历史的大幸!
注释：
伧父：《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五号。民国元年11月。
(日)宗方小太郎：《宣统复辟运动》，1912年12月14日。张伯锋译。见中国史学会、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190页。武汉出版社，1991年。
据章开沅：《章开沅学术论著选》第53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胡思敬：《退庐笺牍》、《退庐诗集》。
胡思敬：《退庐诗集》。
据章开沅：《章开沅学术论著选》第54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胡思敬：《吴中访旧记》，《退庐文集》卷2。
章梫：《一山存稿》卷10。
(日)宗方小太郎：《在青岛居住的宗社党主要人物》，1913年7月5日。张伯锋译。见中国史
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197页。武汉出版社，1991年。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55—256页。孙瑞芹编译。商务印书馆，
1979年。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潜楼”密谋的地点在潜楼，它是刘廷琛的寓所。
据陈毅：《丁巳同难图记》，《郇庐遗文》。
转引自章士钊：《复辟平议》，《甲寅杂志存稿》上册，第191—192页。商务印书馆，民国十
一年初版，十四年三版。
据劳乃宣：《韧叟自订年谱》、《青岛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
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9—39页。慕尼黑和莱比锡，1923年。转引自(美)E·
希尔斯：《论传统》，第12页。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不忍》杂志第1册。民国2年2月。
沈曾植：《复位奏稿》，《近代史资料》，1964年第2期。
刘廷琛：《致徐世昌书》。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下册，第522页。人民出
版社，1981年。
胡思敬：《致谢汉川石钦书》，《退庐笺牍》卷4。
《民立报》，1913年3月1日。
《曲阜孔教大会盛典详誌》，《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九号。民国2年10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美)E·希尔斯：《论传统》，第12页。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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