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会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 以下就是由小编为您提供的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
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1]
刘宰评论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
范仲淹的改革同道韩琦评论他：“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宋代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评论他：“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前贤渺远，近哲可师。在宋代，乃至后世，这个失败的改革家，则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圣人。
范仲淹为什么会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为什么会得到如此之高的精神地位?同样是改革家，王安石的身后为什么竟是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
以往，人们评论范仲淹，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范仲淹的事功上，集中在范仲淹如何主持“庆历新政”和抵御西夏这两件大事上。诚然，这是范仲淹的主要活动，不应当忽视。然而，人们却很少去探讨形成范仲淹这些事功的原动力是什么?在这种原动力的推动下，产生了什么样的行为准则与行为方式?而形成这种原动力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样?如果没有一种精神上的原动力，范仲淹会有如许事功，会得到如许评价吗?在这里，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下范仲淹。我以为，这样的研究或许有助于人们对宋代士大夫社会与士大夫政治的认识，乃至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主流精神的认识。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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