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困境的观察与思考如下文
一、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经济发展“失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金融和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手段,迄今效果都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几个结构性“陷阱”使然:一是金融陷阱。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领域过度膨胀,金融业以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数倍的速度扩张,积聚了空前风险。以英国为例,工业在英经济中的比例仅约21%,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产值则超过70%。产业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增长的能力。无度扩张的金融产品集聚大量“泡沫”,最终破裂。二是债务陷阱。西方长期以来养成超前消费、借债度日的习惯,导致债务负担积重难返。据统计,发达国家债务占GDP平均比例截至2012年已达110%,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紧缩措施,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民众不满上升,危及政府执政地位,使西方各国政府骑虎难下。三是福利陷阱。长期以来,西方把福利制度作为安抚中下层百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只高不低、只上不下,财政不堪重负。在福利制度最发达的英国,一些中下层民众拿的救济甚至比正常工作收入还高,因而失去了工作意愿和动力。在非危机状态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维系,一旦经济出了问题,便立刻成为难以承受之重。但过惯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众都不愿面对突然要勒紧腰带的现实。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来西方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治体制“失灵”。一是西式选举难以选贤。西方选举制度对政治人物的成长和发展,不是能力导向,而是做秀导向,谁能提出漂亮、响亮的口号,博得选民好感,谁就能上台执政。这种选举制度选出的领导人,往往缺乏实际执政经验,“胜选”而不“胜任”,能说而不能干,政客多而政治家少。其二,政党利益凌驾国家利益。金融危机期间,不少西方国家上演“党锢之祸”。政党私利凌驾国家利益,给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损害。众所周知的美国两党“债务上限”之争,一度险些使美联邦政府关门歇业。美国网络时政杂志《调色板》的主编韦斯伯格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西方人士的忧虑:两党再这样闹下去,美将“选择自我毁灭”,短期代价是经济持续衰退,长期代价就是超级大国加快衰落,并拖累整个西方的命运。其三,“民主陷阱”阻碍国家治理。表现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挟、绑架社会公益,使危机治理寸步难行。例如英国政府计划修建高速铁路,既改善基础设施、又提振经济。但由于少数铁路沿线居民极力阻挠,导致项目一拖再拖,最后推到要2017年动工、2032年建成,成为一项“可望不可即”工程。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最近就“民主制度的未来”召开研讨会,结论是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于实质和内容,阻碍了国家治理。
(三)社会融合机制“失效”。首先是社会极端思潮抬头。西方主流社会近年在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保守倾向上升。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右翼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譬如英国极右翼的不列颠民族党首次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希腊极右翼的“金色黎明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议席。这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采取暴力手段,恐吓、打击外来移民。其次是社会流动性退化。主要是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今天英国1%最富有的人口,人均资产是10%最贫困人口的300倍。上世纪70年代,1%最富有美国人掌握全美国民收入8%,到2007年,这1%已经掌握了全美24%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滑向贫困线。美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惊呼“美国梦已不再”。他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处于建国200多年来“最差时期”。第三是社会矛盾激化。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2011年在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就是最佳例证,西方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西方普通民众看不到希望,要抗争求变。此外,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还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在社会问题淤积难解的背景下,这类群体性和恶性事件未来在西方可能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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