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产品现在直接在目标市场所在国进行销售，并且不需要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样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零。而对中国而言，本来应该向海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制成品，由于产业链转移到国内，这部分进口也就不需要了，因此贸易进口量减少。二是将加工制成品销往海外，包括对转移国最终产品需求的进口返销。欧美企业将本该承担的对外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的经常性账户中，并且由于对该产品由于需要进口返销，欧美国家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中国由于出口经加工后的制成品，出口增加。因此，中国的外贸顺差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两方面得以扩大。在将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某些欧美企业也会向承接国出口一些精密部件，由此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出口，账户上反映出对中国的顺差。但是，精密部件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而欧美对中国一直以来实行技术出口限制，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难度大。因此，中国真正进口的零部件只是一小部分，再加上中间产品价值远小于最终产品价值，远无法覆盖对欧美国家的出口额，账户总额上仍然显示大额顺差。由此可见，欧美国家通过在中国建立跨国公司，获取对外投资的利益，却将贸易顺差留在中国的账户上。
(二)日韩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将产业的重心转移到产品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上，而较低层次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外包给毗邻的中国，最后将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往海外。当日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时，需要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及零部件系统，虽然日韩本国所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从中国返销进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韩对中国的逆差，但其价值远低于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额，日韩对中国显示的是大额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日韩的产业链转移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将成品出口至欧美国家以及日韩。虽然中国对日韩国家存在中间产品的进口逆差，但在承接生产链的同时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后者的价值远远大于前者。日韩国家将对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用中间品顺差来替代，大大缩小了顺差额，但中国却承担了对日韩国家和欧美国家的两部分顺差，形成了顺差最大化。统计数据分析，近年美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占其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致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和东盟
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在产业特点上也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模块是其利用资源禀赋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体现。制造业是台湾和东盟地区的支柱产业，若将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将产生“制造空洞”，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会将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产业链进行转移，以避免国际贸易纠纷。转移地将某些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以中国为出口平台销往海外。这个过程将本该转移地承担的贸易顺差全额转移到了中国的账户上，转移地对海外的最终产品贸易顺差为零，只承担了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顺差，远远小于成品的贸易顺差。由于进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对台湾和东盟地区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作为出口平台，对欧美国家又表现为贸易顺差，两相抵消，在账户上仍显示为贸易顺差。在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台湾和东盟国家进口中国内地生产的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主要包括零部件系统及模块，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台湾和东盟地区向中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再进口，也就是将原材料、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制造，再返销到原地区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事实上，承接国在其中只获得了少量的劳务费用，但在经常账户上却显示了对转移地的大额顺差。 (四)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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