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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中前者起着基础性作用。历史经验还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外交调整与之相配合。据此，为了因应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转变，中国外交需要继续坚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调整：将更多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善于经济外交的新型外交官，不断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努力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中国外交;论文代写
一 引论
近年来，中国外交调整、外交转型乃至外交改革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热门议题之一。相关文献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由于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影响扩大，其他国家特别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产生忧虑和疑惧，并各自进行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既往的国际战略、策略和外交政策全部失效或部分失效，因此，中国外交必须调整、转型或者改革。应当说，上述思路和观点对于中国外交调整的解释无疑是有价值的，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可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笔者看来，由于经济因素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性作用，还由于内政对于一国外交的优先地位，因此，我们应当从观察中国国内经济活动的变化和影响入手，解释中国外交调整的根本动因，并由此出发思考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目标等具体内容。而在中国国内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近年来的焦点、难点，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必要性、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所以，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角度观察中国外交调整，也许能够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做出更有价值的判断。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首先讨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最后就如何因应这种变化、进行中国外交调整提出若干建议。
二 简要的理论和历史分析
从理论上讲，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该国外交的目标、任务和布局。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成果分享方式、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耦合方式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经济增长方式是前提和基础。为了保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满足国民不断提升的物质需求，执政者除了必须维持一个大体稳定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外，还应当维持一个大体稳定和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都能得到有效运用。而在本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要维持一个对本国适宜的国际环境，执政者就必须充分利用既有的外交资源，并进行合理的配置。概而言之，一国外交的目标、任务和布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始终基于该国内政的需求特别是其经济需求。没有脱离内政需求特别是经济需求的纯粹外交事务。因此，一旦国家的经济需求发生变化，经济增长方式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外交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能。
其次，一国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恰当与否，对其国际地位、外交空间均有重要影响。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经济运行方式、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国家战略目标等因素不同，各个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有很大差异。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绩效也有明显的差别。采用恰当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有效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并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扩大其外交空间。反之，采用不当的经济发展方式，则很有可能导致国家发展失败或者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从而严重削弱国家的硬实力，提升国际地位、拓展外交空间自然也就谈不上了。
最后，一国外交的质量对其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大。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的大背景下，一国外交事务与其国内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没有高质量的外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外利益均得不到有效保护;国家的对外关系可能处于不稳定甚至是危险的状态，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摩擦、冲突乃至战争可能此起彼伏。而一个在外交领域举措失当乃至严重受挫的政权，将面临国内公众、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与他国有着广泛联系的国内公众、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往往转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威胁。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执政者必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动用各种资源、运用各种手段予以化解，从而无法有效地进行国内经济发展。
从实践层面看，一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该国外交的密切联系也确实存在。
首先看一下二战后日本的案例。由于自然资源极为短缺，国内市场狭小，因此日本经济对外具有极高的依赖度。用著名经济学家米切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的话来说：“日本在必需品方面对外国的依赖大于任何一个工业大国。”而战败国的地位、非军事化的限制，又使其只能选择和平主义的国家发展路线。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日本必须采取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这又对日本的外交战略、外交布局和具体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必须高度重视和优先处理好与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以确保主要国际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处理好与主要资源供给国家、毗邻其海上战略通道的国家———主要是那些中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资源供应的稳定。但后者往往又与前者发生矛盾，由此导致日本经常采取一些看起来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外交行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针对国际局势做机会主义式的调整，一次次地随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而见风使舵。”比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面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威胁和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不得不采取与以往有着重大差别的“新中东政策”，其核心是反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领土的占领，尊重中东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尊重巴勒斯坦人基于《联合国宪章》的正当权利。这既是战后日本在外交上第一次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政策，也与欧共体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招致这些大西洋两岸国家的严重不满。又如，1989年之后，“在联合制裁中国的各国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只是为了维护西方的一致，才勉强同意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裁中国的决议”。1990年，日本率先在西方七国中解除对中国的制裁，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此举同样招致其西方盟友的强烈不满。日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因为当时国内低迷的经济状况。
其次看一下美国的案例。与日本不同，美国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较为优越;但与日本相同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对其外交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立国后的数十年间，美国之所以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除地理因素外，与其以农业生产为主且采用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很大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工业革命的完成，经济国际化成为美国的迫切需要，因此，它开始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秉持的是具有强烈霸权色彩的门罗主义。专攻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外交的著名历史学家布拉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曾写道：1812年战争过后，美国“迎来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其标志是致力于促进美国贸易、扩大领土疆域并向那个以往关注甚少的西半球地区扩大影响。这些努力在1823年门罗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也因此跃升为世界级大国。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与其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政策更加密不可分。在被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美国的全球化”的20世纪前半期，美国之所以有意愿和能力深度卷入世界各地的安全、经济和文化事务之中，与其依靠高效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全力推进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得益于这一经济发展方式，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其资金、技术以及商品更广泛地进入世界市场，从而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基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安全和政治基础。美国也因此接替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在继续奉行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放弃了以往的粗放型方式，转而采取更加重视科技进步的集约化方式;冷战结束以后，更是进入了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美国的实力由此进一步提升。与此相对应，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也愈加浓厚，甚至一度出现了“美国不得不帝国”的论调。但这种咄咄逼人的“帝国行为”也严重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大量消耗了美国的实力，强烈腐蚀了美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近些年来美国的相对衰落、国内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乃至某种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总之，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特别是在20世纪，美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和军事“这三种扩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又相互推动，成为美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化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采用的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点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期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70年代末，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就内部而言，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依然低下，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该模式的合理性受到了广泛质疑，并危及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就外部而言，始于70年代初的国际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自由化、世界贸易规模增加两大趋势，加大了中国实行自给自足经济政策的机会成本，继续采用该模式显然是没有前途的。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决意放弃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并为此制定和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但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日本的开放，为此必须调整中美、中日两大双边关系。这是因为，美国、日本当时是排在世界前两位的发达经济体和创新基地。就国内生产总值(GDP)看，1980年，美国为2.77万亿美元，日本为1.09万亿美元，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就专利申请量(居民与非居民之和)看，美国为104 329件，日本为191 020件，分别位列世界第二位和第一位;就总储备(包括黄金)看，美国为1 714.2亿美元，日本为389.2亿美元，分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五位。所以，与美日这两个国家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中国外部市场的大小以及吸引技术、外部资金的多少。为了让外部世界放心，邓小平在
1982年举行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郑重承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之后，历次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均对此加以确认，并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为了贯彻这一基本国策，服务国家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30余年来，中国外交放弃了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原则，改变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布局，逐渐确立了“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重点、多边是舞台”的布局，明确了“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益”的国家利益结构并进行了相应的资源配置，建立了外交政策咨询制度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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