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保持美元中心地位的行动方案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国家信用，通过国会、政界、金融和实业等社会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给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带来很大的困难。
(一)虚置美元的币值基础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为全球提供金融流动性的责任。在该体系下的核心货币发行国中，美国独大。
美元币值基础的虚置是美元战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没有挂钩对象的限制，而国际贸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理论上，美元就有持续增发和输出的可能，美国就可以自由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调节实际币值和汇率，同时通过输出通胀等打压其他经济体和货币系统，甚至可能通过大量增发美元用于偿还巨额国债。正如美国遭受标准普尔降级评定之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国能随时印钞票，因此债务违约的概率是“零”，并强调美债仍属安全投资。而如果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中国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将持续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外部流动性冲击，以及外汇储备日渐缩水的风险。
二战后，美国一手打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全球金融货币运行的基础框架，掌控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全世界进行货币倾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又表现出彻底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心，有步骤地罢黜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其他储备货币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放弃与美元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之后，美国在全球推动建立了一套中央银行制度，使各国货币当局的利率、汇率政策失去独立性，剥夺了其他国家部分货币和金融主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美国大大提高了战略机动性，其国际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币值基础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关键问题。而实际上，美元没有一个固定的币值基础，这使得美元的货币供应变得更有任意性，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选择大量发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由此带来的通胀效应。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汇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侧面反映出美元的实质币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发行的美元随着美国不断增长的逆差主要流向国外，美国就不必承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二)通过贸易逆差回流美元并赢得财富
1982—2010年间，美国只有在1991年实现了微量顺差(约29亿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国的国际贸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达到8006亿美元的高位，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这样的逆差持续时间和规模。美国持续如此长时间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条件：一是顺差国的外贸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使所获得的美元保值，顺差国几乎只能在美国有限的领域进行投资，从而使这部分美元又转回美国。二是美国通过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向国际社会举债，借助“债务经济”维持其购买和消费的能力。其中，美国国债以其国家信誉为基础，一直被认为保值性较高，从而成为赚得美元的国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国内产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国长时间保持贸易巨额逆差的结果是，美国既买进了商品和服务，从而享有世界的财富，增加人们的福利，又回笼了资本，造成美国经济金融持续繁荣，也保证了美元的币值。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的流动性就越高，美国借此也得以为自己的贸易赤字融资。此外，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几乎无限量地发行美元货币。美国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国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临贸易赤字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赤字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率。因此，美国需要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使得美元和铸币税的获益空间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国长期保持一种透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运作已深陷债务经济恶性循环之中，面对贸易逆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美元贬值。2010年美国出口商品1.3万亿美元，而在美元开始贬值的2002年，出口额仅为6970亿美元。分析家认为，这个增量的1/4到1/3可以归因于美元贬值。通过调节美元币值，美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稳定地获得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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