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世宗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陈昌珠认为，韩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研究萌芽期(1945—1970年)，由于韩国刚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研究日本政治较为敏感，从事研究的学者仅有5人;第二阶段为基础形成期(1971—1985年)，1965年韩日建交后，研究学者逐渐增加到23人;第三阶段为探索期(1986年至今)，这一阶段研究人员快速增加，截至2005年达到54人。1978年成立的“现代日本研究会”，主宰和引领着韩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潮流。
在对外关系研究上，第一、二阶段研究主要围绕韩日关系及防卫政策，缺乏对日外交的基础性研究。第二阶段研究侧重于美日关系及日本国内政治。其中有关对二战前韩日关系的研究，重点放在韩国的殖民地化过程上，而战后研究则侧重于“韩日协定”等政治问题、双方的外交态度以及在日韩国人问题等。由于受日本战后处理的不彻底和日本殖民统治遗留的“对日警惕性”等因素影响，韩国学者在对日政治外交研究上基本持批判态度，而这种研究的价值取向难以逾越民族主义的樊篱，从而导致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客观性。在日本防卫政策研究方面，美日安保同盟、防卫费及防卫力量等成为研究重点。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的年龄因素与研究结论之间呈现某种关联性。譬如50岁以上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日本的防卫政策主要依托美日同盟，正在走向军事大国化，并以共同霸权为前提增强军事力量;但较年轻的学者对军事大国化的必然性持审慎态度。这说明年长的学者易于将韩日历史与日本的防卫联系起来考虑，而年轻学者则强调客观分析，更为关注日本的国内政治因素。韩国学界对日本国内政治缺乏基础性的实证研究，而过分注重政策性研究。因此，今后加强对日本政治家、政治制度及新保守主义思潮等的探讨和分析，应为韩国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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