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是有依据的。欧债危机国家存在经济增长率低迷和财政支出刚性的矛盾，经济增长率低导致税基减少、逃税现象增多、财政收入减少，却因公民福利和养老金的刚性支出，导致财政赤字比率和政府债务比率远远超过欧元区《稳定增长公约》所划定3%和60%的红线，进而引发债务危机。因此，解决债务危机的最初出发点就是要通过紧缩，回归红线以内。通过紧缩重振市场信心，提升经济活力，最终走出债务危机。为了配合此次自救，连受欧债危机影响不大的德国和法国也宣布在三年内削减数百亿欧元公共开支。
从本质上看，紧缩不能救欧洲。从经济学原理分析，无论是财政紧缩政策还是货币紧缩政策(对当前欧元区国家而言主要采取的是财政紧缩政策)，不论是减少财政支出还是增加税收(或提升税收上缴率)，都是对经济复苏和重启经济活力的阻碍，制约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反过来还会进一步恶化国家财政收支平衡，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从国际比较看，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00%，美国也超过了100%，两国通通超过了国际上通常所说的60%的稳健性标准，说明债务负担过重并不一定导致债务危机。因此，紧缩政策救欧洲是药不对症，甚至是火上浇油。强制回归红线的做法不利于欧元区总体经济复苏。
国际上较为公认的是，欧债危机是因为福利增长过快和经济增长率较低引发的，换言之，美日等国虽然债务负担超过了希腊等国的水平，但由于其经济增长率较快或福利增长受到节制，就没有发生债务危机。而现有紧缩政策没有办法跨越这两个难题，一是紧缩可能会导致经济更加低迷，二是紧缩政策不能有效削减民主政体下的福利刚性。
福利增长过快较为容易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欧债危机国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特别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等国，加入欧盟后一方面享受了较多的欧盟结构基金和团结基金的补助，属于净得益国，加之因市场一体化所形成的产业从欧盟中心国家向这些周边国家扩散，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增长。爱尔兰在1990年代末甚至被称为推动欧盟经济增长的“小虎”，为这些国家福利增长提供了财政基础;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一体化出现的福利趋同效应。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中心国家向周边国家扩散，改变了劳动和资本的稀缺程度，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从2000年到2007年，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四国的工资上涨幅度分别为29.4%、27.8%、22.6%和26.8%，而同期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甚至微降了1.6%。如果说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各国普遍都遇到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欧债危机国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和替代率等指标，都高于西欧，甚至个别还高于北欧。欧陆主要福利国家养老金替代率平均水平近60%，高于美国20多个百分点，而希腊养老金替代率则又高出欧洲平均水平将近36个百分点，几乎为全球之最，在某种程度上造成逆向的制度设计，既超出希腊经济发展水平所承受的能力，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希腊的经济活力。
经济增长率较低却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南欧国家在发生债务危机前，已是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按照区域一体化理论，由于市场拓展所形成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效应，相对落后的周边国家比中心国家会有较高经济增长率，欧盟各类财政转移支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这个现象在危机国加入欧盟初期都出现过。但是，相关国家意大利早自1990年代之后、葡萄牙自2001年之后、希腊和爱尔兰自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率就低于欧元区的总体水平。这就需要解释，这些国家在加入欧盟后经济增长的形成机制，在何时又通过何种渠道弱化甚至消失了?反之，德国等中心国家经济增长率应该比周边低，又是怎么高上去的?一种解释是福利趋同导致的欧债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税负太重，导致企业竞争力不足而失去投资的积极性，另一种解释是希腊、爱尔兰等国经济结构失衡，大量投资转向了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形成经济泡沫，最后导致增长机制崩溃。但这两个理由仍然不能解释，这个增长机制为何会突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弱化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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