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一系列部门规章及沪深交易所的自律性规范文件，它们均处于较低法律位阶，甚至在对关联交易进行规范的过程中，以行政手段代替法律规范，甚至违背市场规律办事，有矫枉过正之嫌，有的规定又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无可操作性，难以形成对违规者的巨大威慑力。
(二)法律责任的缺位
我国目前关于关联交易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说，很多条款只有“假定”和“处理”，而缺少“制裁”部分，即只规定了什么情况下构成不公允关联交易，什么情况下该种关联交易不允许发生，但具体到违反该规定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尤其是对于具体的决策人)，则语焉不详，或只给予一些无关痛痒的处罚。另外，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授权行使行政职能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只享有行政处罚权，而无法律上的执法权，也是造成对关联交易的规范中“有法可依、有法不依”的重要因素。
(三)相关法律的协调性差
由于目前我国对关联交易的规范大都体现为各部门规章，各部门对关联交易的监管角度的不同，必然造成立法的出发点和监管重心的偏差，而且立法层次的偏低也势必导致立法质量的不高，于是各部门法之间的冲突和混乱在所难免，直接降低了监管的效率。
例如，各法规采用的基本术语混乱，对于关联人就有关联企业、关联方、关联公司等多种用法，而且在不同的法规中其含义并不完全一致;法与法之间的相互冲突让上市公司无所适从，也成为上市公司不规范运作可利用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S].1997.
[美]罗伯特.C.克拉克，着.胡平，等译.公司法则[M].北京：工商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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