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阐述了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基本概况和中国的现状，并针对我国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具有我国特有的发展思路。
一、诊所式法学教育的概述
诊所式法学教育属于舶来品，最早出现于英国，准律师们为执业律师做书记员并阅读各种法律文件，从真实案例中学习法律知识，这算是诊所式法学教育的雏形。诊所式法律教育正式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其时的首创人是约翰·布莱维。真正在美国兴起并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则到了20世纪6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借鉴了医学院的诊所教育模式，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名曰“法律诊所”的地方，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诊所式法学教育之所以能够受到世界各国法学界的普遍认同，就在于它有着传统法学教育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转变了传统教学的说教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我们可以设想两种场景：传统教学中，教师在台上高谈阔论，台下的大片学生昏昏欲睡。诊所式教学中，学生们主动咨询案情、查阅资料并进行集体会诊。哪种教学方式质量更高，可想而知。清华大学王晨光教授恰如其分的举例所言：当一个人作为乘客坐车时，他不一定会记住行车的路线。但是，当他坐在司机的位置上时，他就必需认路、记路和分析路线。其次增强了法学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更加培养了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法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源于社会而又服务于社会。一旦与社会脱节，则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学生们在象牙塔里学习，目的就是成材之后服务于社会，利用其所学为社会创造价值，如果仅仅是在学校埋头苦读不与社会有任何的接触，那么毕业后就将成为一个空有满腹法学理论而不懂学以致用的书呆子。第三从社会效益上来讲，利用法学诊所这个平台可以给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因为一个看似渺小的学生后面可能站着一群具有高深法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教授。这样会比当前社会司法系统的法律援助更有效，一方面更促进社会和谐，另一方面使学生学习了知识，增加了实践经验，达到双赢。当代高校的三大职能是教学、科研、服务社会，这些在诊所式法学教育中均能得到体现。
二、世界其他国家的诊所式法学教育及中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现状
目前世界上诊所式法学教育最典型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近130个法学院中的绝大部分都设立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众多非政府组织从财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如福特基金就于1968年一次性出资1200万美元，支持各大法学院建立法律诊所。美国律师协会于1989年设立了“法学院与法律职业工作组”，对必要的法律执业技巧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时间，法律诊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迅速成为集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于一身的载体，风靡全美。以哈佛法学院的30余个诊所为例，从家庭暴力到儿童权利，从性别歧视到卫生保健，从商事调解到租房纠纷，从刑事公诉到死刑辩护，从个案代理到政策游说，从本土反恐到国际人权，几乎无所不包。然而，在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孕育着生存危机。法律诊所做大做强之后，涉案范围自然也就扩大，由普通案件到公益诉讼案件，乃至以推进制度、立法改革为目标，这样就触动了政府和大财团等当局者的利益，于是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限制其的发展。法律诊所再接案的时候往往会主动回避一些敏感的涉及当局者利益的案件。这就限制了法律诊所的“营业”范围，对学生们的学习造成影响，违背了设立法律诊所的初衷。诊所式法学教育进入中国的法学教育领域始于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7所高校开设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CCCLE)将其定义为：法学院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受援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服务。从法律诊所进入中国至今已有11年，由于其在法学教育中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11年来诊所式法学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止到2010年6月18日，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CCCLE)共有134个会员院校，其中已经有82个会员院校开设了诊所课程，共计开设不同主题诊所课程130个，诊所的内容涉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谈判和调解、公益诉讼、消费者保护、弱者权益保护、农民工法律服务、农村法律服务等领域。但是，我们在看到诊所式法学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存在的问题，如一些法学院虽然开设了法律诊所，但因为经费或师资的原因很少或是根本没有运行，还有一些法律诊所因为案源不足而勉强运作。真正运行良好的是那些知名高校的有着雄厚资金和人才支持的法律诊所，这些诊所为即将毕业的法律专业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法律实务的平台。但美中不足的是每一届学生中能进入诊所学习的也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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