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的权威意志结合说”、“个体的自由意志说”，(注：张恒山：《法理要论》，第422～4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但这些依据并没有成为物权概念的组成要素，物权概念只是突出其权利对象是“物”。19世纪时，功利主义与实证主义开始向法学渗透。人们认为，有些事物即使不符合创造性的本质，但社会观念认为有必要保护，并且与智力成果具有相似的法律特征，也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对象。Sherman和Bently指出，“重要的不是工作中的劳动或创造性，而是工作本身的贡献，尤其是从经济学或准经济学的角度衡量的贡献。”(注：Brad Sherman、Lionel Bently：《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British experience，1760～1911》，第174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前文所述的专利制度“契约说”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使发明被等同于发现，也不妨碍专利制度的存续。英国议员Beiper在1875年指出：“发明人对他的发明的垄断并没有自然的或原始的权利……专利的存在只能以公共福祉的理由来捍卫。”(注：BradSherman、Lionel Bently：《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British experience，1760～1911》，第174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1.)这种思路的转变减弱了智力劳动在统一知识产权中的作用。在19世纪后半期，“再也没有必要对无体财产的意义或性质进行形而上的探询。”(注：Brad Sherman、Lionel Bently：《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Britishexperience，1760～1911》，第175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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