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邓小平的现代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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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3 22: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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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现代发展理论的开拓

“现代发展”，作为相对独立的理论观察对象，是指现代工业生产力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改造作用以及这一伟大改造作用所引起的人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相互关系结构、思维方式的巨大变迁。“现代发展”作为专门范畴来表述工业化生产力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运动和变迁，这是西方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概念。而在20世纪中后期，“现代发展”尤其指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现代工业生产力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改造作用的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现代化理论虽观察视野大体相通，但在结构上却大相径庭。

关于世界的现代发展，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察区。早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现代工业生产力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改造作用，并由此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他们明确论证了存在着一个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使用引起的工业生产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现代”时期。这个现代时期从16世纪开始，它以现代大工业及其创造的世界市场为基本特征。他们还关注到当时非工业国家的现代发展进程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的论述，至今仍被现代化论者们反复引用。关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当时非工业国家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其有双重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中对第一个使命的理论作了充分的发挥;但对第二个使命的理论，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正是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强大力量推动着世界的现代进程，当然这一进程在当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血腥罪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的观察，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史上，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第一次开拓。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的考察中，对大工业的社会改造作用、特别是对落后的俄国社会的改造作用作了充分而宝贵的分析。其主要成果应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提出的，俄国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方面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2]，因而，他认为，俄国人“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为了善于做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整个时代”[3]。而关于苏维埃政治体制，他的评价是：“国家机构的一般情况：坏极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4]他认为俄国像“汪洋大海”一样存在的小生产势力使苏维埃政权陷入了前资本主义力量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所以，他称当时俄罗斯为“野蛮的俄罗斯”，认为“为了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尽快实现现代发展，就必须“更快地仿效西方主义”，甚至为此而“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5]基于这一观察，列宁果断地推进了新经济政策的试验，并且取得了公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成就。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第二次开拓。

列宁关于现代发展的思考有一个突出特点，即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俄罗斯如何实现现代发展的问题。但列宁的基本思路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工业物质基础，是用资本主义的“砖头”砌社会主义的“大厦”。[6]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难点，即在列宁的思路中，现代发展的“砖头”从总体上说还是资本主义的，只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因而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的联系是策略层面上的一种“利用”，是具体手段层面上的一种联系，而不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联。

面对当今时代，必须解决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的逻辑联系问题，必须明确现代发展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理论课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大国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现代发展成为国家存亡、民族存亡、社会主义制度存亡的关键，这个理论课题的解决就显得特别紧迫。这个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正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第三次开拓的一个关键点。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发展

针对列宁留下的难题，邓小平毫不犹豫地从书本中、从既往经验概括中走了出来，走到当代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之中，大胆地把现代发展，把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纳入社会主义的含义之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在邓小平的理论中，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在逻辑上有着必然的统一，同时在实践中完成了成就辉煌的结合。围绕这一主题，邓小平在三个方面作了开拓性的理论创新。

第一，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7]。“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8];“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9];在当代世界，“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10]。邓小平的这些结论显然是以20世纪现代发展的新的事实和新的规律性为基础的。这个新的规律性，即当代的现代发展是有多种模式的，是可以在不同制度依托下实现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现代发展仅指以西欧工业化模式为典范的发展过程，非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发展道路事实上就意味着“西方化”、“欧洲化”。这是一种原发型的现代发展类型。20世纪的现代发展所走的是多种模式的道路。一些西方社会学者(如帕森斯)认为非工业化国家必须引进和输入“异质”的西方文明，并把它转化为自身的文明要素，才能实现现代发展。这种“他化”的过程，在19世纪表现为“英国化”，在20世纪意味着“美国化”。据此，他们提出了“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的公式。这种公式对于20世纪的现代发展进程来说是极为武断的，正是基于对20世纪生活新特点的科学把握,邓小平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11]。在这个新的世界大背景下，原发型现代发展类型的特点已成为过去，现代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和“西方化”的命定式联系已被否定。因而，毫无疑义必须走“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第二，邓小平明确把现代发展范畴和“财产—阶级关系”方面的范畴、具有意识形态对立含义的各种社会范畴区分开来，澄清了现代发展问题上意识形态争论的迷雾，还其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本来面目，从而为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的联系消除了主要的、也是最坚固的障碍。如果说现代发展和“西方化”的命定式关联的否定还是建立在对20世纪经验事实作归纳的基础上的话，明确现代发展范畴和具有意识形态对立含义的诸社会范畴的区分，则在更基础的层次上铺设了社会主义和现代发展之间的通道。确实，在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理论家著作的描述里，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市场经济，因而与此相联系的一切社会体制和社会运行规则都不存在，比如具有强制意义的服从分工、承认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平等、包含个人利益机制的责任制管理、技术专家在生产活动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对资本的经营活动引起的收入等等。这一切因为曾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存在而被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物。然而这一切正是现代发展的重要内涵。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和商品货币关系高度发达的市场化，正是现代发展的两根最重要的支柱。如果说我们曾经对工业化尚可兼容的话，而对市场化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拒斥。然而，舍弃了这两根基本支柱中的任何一根，都意味着舍弃真正的现代发展。事实证明，试图舍弃市场化而追求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的工业化，等于是采用传统社会中的国家力量的手段，通过剥夺农民，建立一个很少实惠的工业化“空中楼阁”。所以，要工业化，就必须要市场化，现代发展是一个具有独立和完整的规定性的整体范畴，不能任意肢解。

针对上述问题，当一些人仍然书生气十足地为市场经济姓“资”姓“社”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勇气，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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