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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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物都具有变动不居的本性。这种本性要求认识主体在把握事物的时候，必须根据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而变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不能死守常规，呆板处事。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能自觉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从不固守某种过时的理念和模式。因而，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能与时代合拍，与历史合流。他的这种变通思维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至，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
一、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和策略，果断地抛弃那些过时的原则和模式，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真正做到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在战争年代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指挥作战时，从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原则，而是敌变我变，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与刘伯承一起，打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
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发挥得更为出色。他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提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变更那些过时了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模式。他的这种通权达变、顺势而为的思维方式，多次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危难关头度过难关，化险为夷，使社会主义历史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他关于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判断的转变;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关于思想战线斗争重点的转变;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等，都是变通思维方式的产物和结晶。
邓小平的变通不是无目的的变通，也不是无根据的变通，而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现状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变通，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首先，事物发展的纵向历时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发展呈现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特征。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未来是现在发展的趋势。事物在不同的发展时段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性状。认识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改造世界，就是根据事物的特点和规律赋予人的主观影响，使“自然世界”变成“人化世界”。达到这一结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态势，确立科学的目的、意图和计划，使主观愿望符合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在某一发展时段内，事物的根本性质可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必然会有性状改变的量的积累。这也要求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在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量的或局部的调整，以预备和迎接事物可能发生的质的跃迁或突变，而不至于在历史转换时期束手无策。事物发展的历时性特点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思维不能一成不变，应有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思想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第283页)。
其次，事物发展的横向差异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同一事物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不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自然环境等，决定了事物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极大的性质上的不平衡性。无视这种差异性，对大时空范围内具有明显差异的事物采用同一视野、运用同一方法、套用同一模式，就是一种人为的“统一”，就势必抹杀事物的个性，抑制和扼杀事物的生机和生命。对于这种不区分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曾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精神。也就是反对不分差别的削足适履的做法，主张因地制宜，变通行事。他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首先做出了表率。他在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中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从来没有抹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1](第265页)
正是在这种变通思维的指导下，中国不断将国际上的先进东西内化于本民族的文明之中，形成了浓烈的民族气势和特色，展现了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但不为所制的发展风格。
其三，事物发展的时空交错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的发展不仅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呈现出“同时而不同速”、“同位而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及错综复杂的情势。如不同的地区同时进入某一历史时期，但发展速度却大不相同;处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由于发展起点不同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表现出了明显的“落后”与“先进”，甚至“原始”与“现代”等在时间标示上的“落差”。有的地方不仅发展起点低，而且在空间位置上也不占“天时地利”，在发展上就更显得吃力费劲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复杂性更要求人们具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变通思维，对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否则，就会使已有的差距无限拉大，造成对系统整体发展的伤害，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邓小平在考虑党和国家的政策时，总是体现出区别对待的特征。他要求不同的地区都要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能发展快的就不要人为地限制，没有条件发展快的也不能拔苗助长，都应该量力而行。这是变通思维的生动体现。
二、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于认识和行动之中，真正体现出“刚”“柔”相济，“针”“绵”互补，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刚”和“针”指的是原则性，“柔”和“绵”指的是灵活性。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非常重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他看来，没有原则性，就失去了大局观念，失去了纪律性，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但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会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就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就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邓小平认为，坚持原则性，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人格和觉悟。坚持原则性，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党性观念上。他严肃地指出：“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2](第2页)
他对那些党性不强的干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
可见，没有党性，就没有原则性。
讲原则性就要服从大局，有大局观念。不服从大局，就无原则性可言。中国的大局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大局下行动，不管以何种理由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都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
原则性还表现为纪律性，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评头论足，就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一个党如果没有纪律性，就是一盘散沙，就没有战斗力，就无法带领人民完成历史的重任。因此，邓小平十分严肃地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2](第366页)
对原则性有着深刻理解的邓小平，一向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即使在遭受政治打击、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在原则问题上也毫不妥协让步，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胸怀和豪情。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上。正是他这种坚定的原则性，才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世界的高空。
邓小平对灵活性也有精深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灵活性首先表现为将抽象的、原则的问题具体化。原则是一种刚性的东西，必须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原则可以变通执行，但决不是可有可无、可硬可软、可高可低的。要在实践中坚持原则，就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邓小平认为，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即原则性，必须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以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说：“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2](第280页)
可见，灵活性与具体性密不可分，没有具体性就没有灵活性。
贯彻灵活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原则性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对全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各地方、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同，贯彻上级指示的时候，就不能笼统行事，而应因地制宜。应当“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2](第316页)可见，没有区别性也没有灵活性。
灵活性还要体现在掌握分寸、注意火候上。原则的东西往往只能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不可能照顾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在执行原则的时候，就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要做到既不违背原则，又符合本地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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