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政府可以将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用来消减资本税、劳动力税和储蓄税等扭曲性税种;四是政府可以将环境税收入进行专款专用，即政府将环境税收入用于环境保护的部门或者投资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项目，比如将环境税收入用于专门的环保基金①。环境税前三种方式显然会遭遇政治上的困难，因为当环境税用于环境保护之外的部门和项目时，承担环境税的公众一般会认为环境税是政治家基于政治需要而非环境保护需要向公众获取资金的一种隐蔽方式，这会招致公众对于环境税制度的极力反对。
(五)公众参与原则
由于产业主体和社会主体基于环境税对于产业竞争力和个人社会福利构成负面影响的担忧，通常会反对政府实施环境税制度。为了缓解来自这些社会主体对环境税制度的敌意，政府在实施环境税制度时应该强调公众参与原则。比如很多国外政府为了将环境税的反对者变成环境税的支持者，设立了诸如“绿色税收改革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借此政府公共机构和私人主体之间可以进行经常性的对话和磋商，政府环境部门、税务部门、各种产业主体的利益代表、环境NGOs和技术专家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增加互信。当环境税制度制定之后，这样的机构可以监督和评估环境税的实施情况，从而保证向环境税改革提供公共支持和技术支持。
(六)协调原则
除了私人主体可能对环境税不存好感之外，政府公共机构也会对环境税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首先，公共机构对于环境税相对于命令控制型措施在其保护环境的能力方面存在疑虑;其次，税务机构和环境保护机构由于承担的公共职责不同对环境税的态度也会不同，税务机构以财政收入的预算安全为追求目标，而环境管理机构以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目的，显然两者的目的存在潜在的冲突。此外，成功的经验有助于环境税的顺利制定，相反，缺乏一定的环境税经验可能会遭遇公共管理者自身的抵制。因为成功的环境税适用经验可以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认识其可行性，没有人会愿意在没有一定成功把握的基础上踏出第一步。所以，我们需要同时加强公共财政部门、税收立法机构、环保机构和税收征管机构等部门之间的合作。
总之，环境税立法者必须面对来自技术层面、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等因素的制约。理想的环境税立法不是忽视技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社会因素，而是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化解来自这些层面的挑战。只有如此，环境税立法才会因具有合法性基础而获得政府管理机构和公众的理解，环境税的执行才能受到来自政府管理机构和公众的支持。为了将环境税的反对者转变为环境税的支持者，环境税的立法者需要采取一定的立法策略并遵循一定的立法原则。只有对那些影响环境税立法的社会政策加以考虑，环境税立法才会因拥有合法性基础而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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