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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体现,因此相当多国家发行本国货币并要求在本国境内的经济交易使用本币支付,外国货币必须兑换成本国货币在本国才具有购买力。例外的是,实行美元化或欧元化等的国家,本国不再发行货币,允许美元或欧元在该国境内使用。另外,也有一些中小国家,允许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国货币。当人民币发挥诸如美元、欧元的作用,被其它国家广泛接受并用于跨国交易的支付结算以及官方储备时,人民币才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现钞、非现钞形式以及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在境外流通并被非居民持有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人民币从境内持有使用到被非居民持有使用的过程,因此,不同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通常,将人民币国际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中使用人民币以及人民币纳入其它国家官方储备范围。当人民币完成这三个层次的国际化后,人民币即成为国际货币。根据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分析,货币国际化一般是从本国货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开始,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借贷和国际投资等跨境交易使用本国货币,货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是被其它国家普遍用于官方储备,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本文对有关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出如下观点:
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为前提
1.货币国际化与货币可兑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是适用范围和状态不同。货币可兑换是指在外汇市场上,可以自由地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其它国家货币,或者反向操作。根据国际间经济交易的限制划分,货币可兑换可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货币国际化是指该国货币可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在外国之间或者本国与外国之间相互购买和支付,即本国可用本币向第二国支付,第二国可用此货币向第三国购买商品,第三国可用该货币向第四国投资:本国货币为非居民广泛接受。目前世界上许多种货币都实现了可兑换,但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少数几种货币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化。
二是实现的过程不同。货币可兑换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政府决策,属于政策供给决定的,政府可决定该国货币随时可兑换,而国际化则取决于货币之间的竞争,并非政府政策就可以决定,为需求导向。
理论上两者并不互为前提,但是持有一种不可兑换的货币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持有者的潜在成本。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高级阶段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可兑换,但未完全可兑换并不妨碍该国货币的部分国际化,这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货币可兑换为货币国际化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货币国际化是可兑换的肯定和发展。
2.人民币可兑换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充分条件。
如前所述,人民币可兑换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判断,即根据人民币可兑换后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决定是否实现可兑换,而人民币国际化虽然也需要政府推动,但能够国际化还是取决于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因此,人民币可兑换并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后必然对可兑换提出更高要求,促进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如国际化后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3.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取决于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目前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均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货币之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货币不可兑换意味着持有这种货币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增加持有这种货币的成本,进而削弱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愿望。如果人民币更广泛地实现自由兑换,居民可以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投资、跨境借贷,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可以投资境内金融市场,这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但是,在人民币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借贷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计价结算功能。当然,人民币广泛用于储备货币及国际经济交易的结算还是要求人民币自由兑换。
4.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可兑换的关系。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不能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不可能完全国际化。应该看到,货币国际化比资本项目自由化包括更多内容,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香港早已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港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却不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货币,甚至不能说是真正国际化的货币。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买到美元,但并不能在世界各地买到港元,如在中东地区根本买不到港元。而且,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例如,新加坡很早已实现了新元的完全可兑换,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新加坡对新元的国际化采取的是不鼓励政策。
二、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分析
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的现状,不难发现现行的人民币边贸结算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安排,与主流国际贸易结算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的边贸结算大多以人民币现钞方式进行,而没有采用采取银行汇款及信用证、托收方式等非现金方式。二是采用了两国央行代表双边政府签约方式以及商业银行对开账户方式来确定人民币的结算地位,类似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部分东欧国家间开展的记账贸易模式,而未纳入银行主流结算渠道。因此,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虽然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但其本身与人民币国际化还存在很大距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
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与国际借贷、国际投资可以同步进行,无须界限分明,错失良机这是因为:一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建立在我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基础之上的,是有着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厚实的物质基础的,也是应运实体经济需要而提供的一项金融服务。二是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属于经常账户交易范畴。我国于19%年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的可兑换,因此人民币用于货物贸易国际结算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只是在现行法律上仍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三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当今主流国际货币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功能,是一项基础性金融服务。货币的国际化应该从此功能开始。
四、发挥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为规避货币发行国的管制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离岸金融中心都是建立在货币发行国以外的地方并由他国来发起建立。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目的,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往交易其它国家的货币,以在确保本国货币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发展国际金融业务。进入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境外离岸中心的竞争,在本国由非居民参与的本外币离岸交易也逐渐出现,如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人民币是中国的本币,在中国外汇管制逐步放松、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情况下,由中国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就目前发展情况看,金融机构对于居民和非居民的本外币账户均可以在符合监管要求(如短债指标、会计系统上区分账户等)的情况下开立,设立离岸账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此外,国际上己瞄住我国的金融资源,CME推出了人民币衍生品交易,新加坡交易所推出针对我国A股市场的A50股指期货,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NDF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己成为影响中国人民币汇率远期定价的主要因素。在境外人民币市场日益壮大之际,在考虑在国内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现实意义不大且未必有吸引力,现实的考虑是允许非居民直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投资。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如前面分析的,国际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否则持有这种货币的高成本导致其不可能被广泛接受,而自由兑换的货币一般采取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因为自由兑换意味着供求不固定,那么价格也就不能固定,否则失去价格调节机制会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情况,这种货币面临投机冲击将无法保证自由兑换了。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非居民可以开放式的赎回外币,内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因为,跨境人民币的流动及其相伴的汇兑活动,势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更大的影响,这需要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降低投机资金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
六、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现实可能性
本文研究的是人民币为何和如何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未来的国际货币是主权货币,还是一种与主权无关的货币,是一个理论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创造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现实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1.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2.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3.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4.从短期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和国情不同,国家之间在财政货币政策上的统一非常困难,而且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决定权,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可能放弃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地位,因此,超主权货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超主权货币的最大障碍是货币本身缺乏价值基础保障,一旦国际政策发生不协调,这种货币并没有国家主权的保障,购买力将难以实现。而诸如美元、欧元或日元等主权货币,尽管其价值存在不稳定因素,但仍可以在货币发行国实现购买力,缺乏价值保障可能是超主权货币发展的最大障碍。换言之,如果超主权货币得不到主权国家政府的法律保障和国际政策安排保障,它得不到广泛认同和接受,因而不会有产生的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黄泽民:“分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融资》,2009年第5期。
[2]黄泽民等:《货币银行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
[3]赵海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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