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赶快阅读下吧。
摘 要：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到21世纪上半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可占世界总量的10%，但却要负担世界20-25%的老年人，在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下，完善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保证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社会养老保险运行经济成本的角度，分析了我国1997年转制前后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变化趋势及主要原因，并给出了保持适度养老金经济成本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养老保险经济成本，退休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
社会制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即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规定了社会养老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原则，并使之具体执行和实现。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贫困率、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解决了职员退休后的后顾之忧。然而，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形式会耗费不同量的交易费用，也会产生不同的运行效果。如何选择制度形式?新制度经济学创始者科斯认为，当不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效果相同的时候，应采取交易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老龄化加速、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的状况下，各国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危机和制度缺陷也日趋凸现。在保障老年人退休后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降低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成本成了各国考虑和设计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养老保险制度的成本可以从制度覆盖对象、养老保险资金的管理机构或全部经济活动等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本文主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
一、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成本测量方法的修正
养老保险制度经济成本的概念是由美国着名社会保障专家劳伦斯·汤普森提出的。他认为，衡量这一成本的最有效的尺度是用一定时期内退休人口对商品和劳务的消费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计算。我国学者钟振强对此提出了修正，他认为在计算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时用国内生产总值比用国民生产总值更加适当，因为国民生产总值中包含本国公民所在国外创造的社会产品，而这一部分产品并不用于本国基本养老保险。但笔者认为，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国内生产总值远不是一国人们可享受福利的完全测度，国内资源的竞争和冲突可以通过向人口年轻国家的投资而得到减弱，因而，笔者赞同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测量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因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劳动报酬、投资收益的净额，强调的是所获得的原始收入的概念，而退休人口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资金并非全部来自制度内退休金收入，其中制度外的养老收入(如家庭内部的转移收入、企业年金收入等)所提供的消费不应该列入到养老保险制度经济成本测量的范围之内。于是，将公式中退休人口的消费额用退休人口的制度内退休金收入替代，用公式表示为C=P/GNP。其中，C代表养老保险的经济成本，P代表所有退休人口的制度内退休金收入，GNP代表国民生产总值。很显然，由公式可以得出，C的高低受P和GNP两个因素的影响，且与 P成正比，与GNP成反比。因而，如果要保持C的稳定或最小化，则要求GNP的增长幅度至少不比 P的增长幅度低。
二、我国转轨前后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变化
建国后，我国在城镇建立了以企业为风险分散单位的退休金制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对城镇企业职工退休金制度的改革被提了出来，经过十多年遍地开花式的改革实践，于1997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作为新制度运行的起点，确立了我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笔者整理了1990年至2003年间，各年的P和 GNP，根据上述修正过的公式计算C并给出C的变化趋势如表1。
结果显示，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成本总体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3年虽比200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以往其他年份，这说明由于人口加速老龄化所导致每年新增退休人口的退休金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GNP的增长速度，证实了“未富先老”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养老形势越来越严峻。在 1990年到1996年新制度运行前的7年间，C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绝对数值增加了0.2%，涨幅为 9.6%，而1997年到2003年新制度运行后的7年间，C的绝对数值增加了1.09%，涨幅达45.2%，大致是改革前7年的5倍，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1997年后P和GNP之间增幅的距离明显扩大了。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7年，是国民收入的高增长期，改革带来的社会活力冲淡了没有养老保险的危险，这段时期内，旧有的企业养老保障形式逐渐萎缩和停止，而新的养老保障形式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到了1997年，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统一运行。由于新制度确立了国家、企业和职工共担养老金的缴费方式，这就要求作为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主体的国有企业职工在工作期间按时向国家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同时企业也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缴纳，于是便产生了大量职工提前退休的现象，因为这样，企业便能少缴养老保险金以减轻自己韵负担，而职工退休转入社保系统后，由国家发放养老金，虽然职工收入可能有所减少，但避免了下岗的风险。一方面，由于提前退休加速扩大了养老金的给付，另一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企业效益下滑，经济增长受阻，GNP增幅下降非常明显。在这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使得C的增加速度明显快于以前。到了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全面回升，GNP增幅明显，C的增长也趋于缓和。2003年是14年来 C首次出现负增加的一年，这得益于该年我国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 GNP的增幅高于P的涨幅，从而使得C出现了小幅下降。
三、降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可选路径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各年的退休金给付增长稳定的情况下，GNP的增加幅度对C的高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保持经济健康稳定的增长是C保持适度水平的关键。其次，在老龄化趋势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改变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的替代水平，从而改变养老金的总给付，也是降低C的可选之路。
促进经济增长
从C的测量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保持P不变，GNP增长显然会使C降低。但实际上，经济增长可能会使C降低，也可能会使C增加，这取决于在职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按何种比例分享经济增长所增加的福利，只有将经济增长中的更多比例用于提高在职人口的生活水平，退休人口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在职人口会有所下降，但绝对水平比同期历史水平会有提高，这样就减少了总收入中用于退休人口的比重，使C降低。上述我国1991年至2003年的P与GNP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经济增长过快，会使得退休人口和在职人口总收入的增长对总需求的拉动超过经济在充分就业时能够生产的实物和劳务数量，引发通货膨胀。因此，从长期来看，应保持经济增长和由于退休人口的增加而导致的制度内退休金收入增长的同步性，才能既保持C的绝对水平不提高，同时也不至于引发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
2.降低制度内退休金的工资替代率
制度内退休金的工资替代率水平的降低可以降低P，从而达到降低C的目标。虽然我国新制度设定的养老金工资替代率为58.5%，但在实际发放过程中远远超出了制度设定的替代率，平均在85%—90%之间。过高的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不仅加重了人们对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一支柱的过度依赖，限制了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发展，而且，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情况下，维持过高的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还需要不断提高基本养老金的缴费率，这势必会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在职职工的生活水平，最终会使C提高到经济增长无法承受的地步。
鉴于养老金支付的刚性特点，直接降低当前的退休人员的工资替代率，虽然效果明显，但对当前的退休人员的利益影响过大，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降低工资替代率的方法应为：对于已经退休的职工，保持目前退休人员养老金收入的绝对数不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不随在职人员工资水平的增长而增长，直至达到制度设定的目标替代率为止;对于即将退休和将来退休的职工，严格遵照新制度规定的工资替代率。
3.渐进提高退休年龄
因为P为总退休人口数与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收入的乘积，提高退休年龄，会减少制度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使P下降，同时有更多的在职人口从事经济生产，提高GNP，一减一增，使C下降明显。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因为退休年龄的提高而增加的劳动人口不一定会被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所吸纳，特别是我国长期处于劳动力资源比较富裕、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态，因而，在理论上具有极高价值的路径选择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中却遭到了冷遇，我国在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20多岁的情况下，依然延续着20世纪50年代初作出的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这显然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大大增加了社会养老的负担。
实际上，据我国人口学专家分析，受人口金字塔底部持续性收缩的影响，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越来越大，未来每年新增加劳动力会处于持续性下降的态势，一直下降到2015年之后，即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负增长。因此，政府应根据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通过精确测算，渐进提高退休年龄。与此同时，应完善现有的制度规定，阻止不合规定的提前退休行为而导致的C的增加。
退休年龄的提高和工资替代率的降低同样都有底线限制。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情况看，退休年龄的最高规定在丹麦，为70岁，大多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在60-65岁;工资替代率降低也必须以维持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为底线。因此，这两条路径只能在短期内发挥有限的作用，而经济增长将会在长期内影响社会养老保险运行的经济成本，应纳入长期政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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