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人口发展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赶快仔细阅读下吧。
【内容提要】人口状况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保障事业的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许多事例表明，人口因素的财政意义已远远超出一般政策选择的范畴，它对人类社会的演进与发展的巨大影响将延续到今后几代人乃至几百年，以至于对此进行粗略的考察，都表明我们现在作出负责任的抉择是何等的重要。据此，构筑和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机制所不容忽略的重要一点，就是要顺应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来进行相关政策的抉择和调整。本文就是针对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所进行的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探讨。
【关 键 词】人口/养老保险/抚养比/政策
【 正 文 】
一、人口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双重作用
(一)劳动年龄人口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的潜在规模，而就业率和就业效益制约着基金积累的增速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此外，至少还有三大制约因素：一是从业年龄。进入劳动年龄后求职与否，实际上是养老金能否积蓄的前提;二是退休年龄。退休年龄标准的确定，实际上是继续积蓄养老金或支用养老金的选择;三是就业率和就业效益。这影响着养老基金筹集的规模与效率。
(二)老年人口对社会养老提出强烈要求，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制约作用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的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烈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机制运行及其发展趋势
(一)近几年来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八十年代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以来，呈现出两大特点：
(1)九十年代初养老基金的收入增长缓于支出增长，养老基金积累已出现萎缩迹象。笔者根据有关资料作了测算(注：高路：《社会保障应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经济日报》1995年3月28日。)，我国社会养老基金的收支情况，1993年比上年增收7%，增支12%，积累减少24.8%;1994年又比上年增收26%，增支30%，积累又减少约8%。另据财政决算统计，到1995年底，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943.27亿元，支出829.5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365.28%和381.46%，支出增长幅度均明显高于收入增幅，虽然积累总额在增长，但年度余额却在明显下降。应当说，在目前养老负担还较轻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不正常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一是长期实行松散的、高比例缴费豁免和因高缴费率而伴之高拒缴率的缴费制;二是由各种原因所致的陈帐拖欠，其中包括深化制度改革的成本和支付标准过高等因素影响;三是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及就业效益低下，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提高基金积累的时序优势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现;四是收缴面窄而征缴措施不完善;五是未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六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这是近年来导致养老支出急剧增长的最直接原因。
(2)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呈现出速度快、来势猛和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点。
资料显示，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一般经历较长时间，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瑞典用了85年;最早进入老龄化的法国用了140年;而中国只有13年，而且与国外相比，我国是先于经济发展 之前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见下表)
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二个因素促成：一是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二是人均寿命的延长。
(二)未来趋势预测——我国未来面临人口增长三大高峰
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揭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
总人口继续上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专家们估计，未来30年我国将进入高速老龄化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3.35亿，占总人口的21.93%;此后20年间将进入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7.4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三、顺应我国人口变动趋势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根据本代人与后代人各自的生存发展需要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代际分配。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分配应有利于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从公平的角度上讲，这种分配应体现社会全体成员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所以说，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既是进行代际分配的主要形式和手段，也是政府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必须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开源增收，截流减支，提高社会养老基金的积累能力
(1)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特点，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增长的趋 势，调整产业结构，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发掘和扩大费基。据资料分析，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三产中的产值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都有扩大的趋势，但总比例还远低于国际水平。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50%-60%之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超过35%，我国1996年为31.1%，处于较低水平，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也仅26%左右，发展余地很大。另外，我国劳动人口的素质结构特点，决定了我们在规划未来一二十年发展战略时所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必须确立合理的经济技术结构来顺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最大可能地提供和增强吸纳劳动力的机会与能力，为形成充裕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来源创造必要的条件。根据经济学原理，当资源被充分有效地利用时的产出水平是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因此，要实现潜在的养老基金收入水平，其关键是要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依据比较优势来调整和发展产业，通过提高就业率与提高就业效益来不断发掘和扩大费基。(2)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拓展就业新领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增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功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农村。据国情研究小组的《关于农村长期发展几个问题的系统研究》报告揭示，2000年农村劳动人口为6.6亿，届时农村总劳动力需求仅为2.79亿，潜在失业人口为3.1亿(注：《杭州日报》1996年4月1日。)，按劳动参与率85%计，实际失业人口将达2.82亿;另据《经济学消息报》报道，未来5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与现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将达2.14亿人，5年中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同期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尚有1600万人失业，“九五”末期的城镇失业率将高达7.4%，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失业率就已达到5-8%(注：刘国光：《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的理论与对策》《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5页。)，因此现有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量是极其有限的，而几亿农村潜在失业大军将是未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危机所在。据国家民政部完成的《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报告显示，到200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将达到24.5%，按总人口12.76亿计，城市人口将有3.1亿;到2010年估计达13.96亿，城市人口比重为31.5%。可见，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力，变劳动力资源优势为经济发展优势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拓展就业新领域。这既是实现农村社会基本养老、提高农民自身养老能力，真正摒弃生育旧观念的前提，也是今后较长时期内趋利避害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所在。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宝贵的资源，只有有效的加以开发和利用，才能使其创造出物质财富为人类所用。国际上，有不少国家都有农民必须参加社会基本养老的义务要求和规定。我国是农业大国，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人口，是我国社会养老基金积累的根本性源泉，有着拓展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能。
(3)实行劳动预备制，提高就业效益，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据统计，目前我国15-24岁的青年中就业的比例正在降低，求学比例显着提高，并有逐步增长的趋势，1995年为19.13%，1996年上升为20.5%(注：《我国15-24岁青年就业比例下降就学比例上升》《杭州日报》1997年4月7日。)，1993年就业人口平均年龄已达36岁左右，比1990年提高1岁，比1978年提高5岁，在国外，一般发达国家由于大、中学在校人口比重大，所以总人口就业率比较高，而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则往往较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相反，通常是劳动人口就业率高，而总人口就业率低。两者的衡量结果可相差10个百分点之巨。当今中国基本上是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并有趋于前者的倾向。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和发展，这种倾向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从目前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以上，而中国仅为30%左右(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辉煌的20年(三))，《浙江日报》1998年9月25日。)的现状来看，这种变化对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不同学历劳动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是极为有利的，因此除了在政策上要建立激励人们受教育的分配机制外，更有在制度上加以规范的必要。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未来30年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时期，到2016年将达到最高峰8.7亿人，到2030年，我国小、中、大学年龄段的学龄人口之和将在3亿以上。因此，对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实行劳动预备教育制度，是安置就业向素质就业转化的必由之路，不能将其视为只是个缓解就业矛盾的权宜之计，要把它作为提高就业效益、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坚持下去。
(4)实行统一工作年限的退休制度，或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 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健康寿命的延长有可能会降低成本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劳动力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分别与衰老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直接成本是医疗费用，间接成本是退休金。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统一工作年限的退休制度，或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特别是将资深学者、科技工作者的耗损浪费减少到最小程度;三是有利于增强人们自身养老的意识与能力，既可减轻国家负担，也有助于建立起激励人们受教育的收入分配机制;四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五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二)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
(1)实施人口战略，有效控制人口老龄化。
我国政府从1980年起实行“普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这并非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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