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基础和社会保障的物质提前，同时，它也是美国雇主年金市场特别发达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当然，美国的雇主年金是伴随着美国企业经过了120多年的成长才有今天的。而我国的改革开放不过2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不过10余载，应该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三支柱结构正在形成框架，这已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和成绩，但它离“三条腿”的板凳却还有相当大的一段差距。虽然我国企业年金计划已于2004年5月正式开始推行，但它毕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我国企业整体“市场经济”年龄还偏小，国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相对低下，这一客观事实已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形成“瓶颈”制约。我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盈利能力整体水平也不高，这是造成我国雇员“低工资”的最根本性的原因。低工资、低收入必然形成个人纳税的低贡献，对应地，我国公民也就无法享受财政“返还性”的高福利。
也许是由于企业的客观盈利能力普遍偏弱，也许是由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不够，或许也是由于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障意识淡薄，最终表现在国家最基本的社会保险缴费上，有许多雇主心中尚无社会保障观念，有些雇主不愿为雇员缴付社会保险费，想方设法推脱缴费义务和责任。基本社会保险缴费尚岂如此，试问：他们哪里还有心思来为其雇员构建企业年金(第二支柱)呢?因此，我认为，我国企业家不仅急需提高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而且更应增强雇主对雇员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尽管我们尚无数据可以证明，国家、企业和个人各在我国社会保障负担中分担了多少，但有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目前正在构建中的“三支柱”社会安全网依然是徒有其名的、是“跛足而行”的。在低工资、低收入的分配格局下，中国城镇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社会公共福利;而农村公民则主要依靠的是土地、住宅和“养儿防老”。刚刚起步的企业年金则相对太弱，它们尚未形成气候、几乎没有多大市场。尽管早在1991年，我国就开始试点推行企业年金计划，但截止2002年底，全国仅有1.7万家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保人数仅655万人，基金积累260亿，参加企业年金的人数只相当于参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5%。直到2003年底，参加了企业年金计划的人也没有超过700万人。可以预见，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在我国的构建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如此看来，只有企业年金真正强大起来了，那么，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障权才可能有一个质的飞跃、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寄希望于我们的民族企业，寄希望于我们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风险难解：管理软化、投资无所适从
目前，我国社保基金大体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二是各地方政府掌握的自收自支的社保基金;三是各企业掌握的企业年金。社保基金是参保人员在年老、失业、生育、工伤、患病时使用的专项准备金，它是参保人员的“血汗钱”、“养命钱”和“保命钱”。因此，社保基金的管理来不得半点马虎、开不得半点玩笑。
先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来看，它是中央政府专门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基金。受国务院委托，由专设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掌管中央集中的这笔社保基金。投资范围主要有银行存款、国债、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其中，理事会直接负责保管银行存款，并能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但全国社保基金的其他投资，包括股票、企业债、金融债的投资以及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则必须委托国内外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和运作。因此，相对而言，全国社保基金的管理较为规范、透明，投资风险也应该相对较小。但目前这一基金仍然存在两大难题：一是基金缺口大;二是投资收益低。
2003年3月，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以及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正式接任理事会理事长一职。上任后，他曾经不无遗憾地感叹过：“如果社保基金能够有2万亿人民币，一年至少有1千亿元的收益来补充4亿人口养老的费用。”他在描述一个理想状态：“退一步讲，即使1万亿元，按5%的收益率，仍然有五百亿的收益。” 但截止2003年底，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仅为1300多亿元，投资收益率仅为2.71%，甚至低于2002年的2.75%。这一收益率尽管超过了同期国债的平均收益率，但它离项会长的投资收益目标却还有较远的距离。
再从各级地方政府手中所掌握的社保基金来看，它们主要在管理环节上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如漏缴、挤占、挪用和冒领等。目前，我国社保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如税务、财政、社保经办机构、社保行政机构等。在社保基金多部门管理过程中，经常存在职责不清、职责错位或责职不到位，有法难依，有规章不执行。例如，国务院规定收支两条线管理：社保经办机构除留足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债和存入专户。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地方数据不实、弄虚作假，瞒报缴费基数;有的将社保基金存入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地方中小银行;有的直接截留、挤占、挪用或超范围支出社会保险基金，如将社保基金用于化解金融风险或经商办企业，或将社保基金投资于高风险的房地产业，致使社保基金无法回收;有的甚至利用社保基金谋个人私利等等。这些违规违纪现象在有些地方屡禁不止。此外，在养老金的发放上，有些地方还存在欺诈、冒领养老金的现象，有的是企业冒领，有的是个人冒领。冒领养老金的一般形式有：一是利用造假来提前办理退休手续，违规提前享受养老金待遇;二是离退休人员死后，其家属继续领取养老金;三是雇员退休前几年，故意大幅提高缴费基数，以便提高退休待遇，这是变相冒领养老金行为;四是企业直接冒领等。
各地方政府掌管的社保基金除了上述存在的管理弱化外，还存在两个较大的难题：一是社保费用征缴困难，有些企业想尽办法虚报瞒报、故意漏缴;二是地方基金收不抵支，缺口越来越大。不过，幸好地方社保基金只能存入银行专户或购买国债，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不应该存在所谓的投资风险问题(当然，违规投资的情形例外)。
最后，从企业年金来看，我国企业年金目前主要归口地区或行业管理，发起设立企业年金的也都是效益较好的行业和经济发达地区，运营方式主要有自行运作或委托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运作。在企业年金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缺乏基本法律支撑体系，如企业年金法及相应税法等，使企业年金的运行无法可依。其次，在管理方面极不规范。从个人账户的建立与管理方式看，有的地方在企业年金管理方面没有建立个人账户;有的没有将企业缴费完全记入个人账户;有的地方财政部门硬性要求将企业年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这种做法都有悖于企业年金的规范管理。最后，在管理人才方面，由于新建制度基础薄弱，企业年金的专业管理机构和专业管理人员都十分欠缺。
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也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由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与盈利能力普遍较弱，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缺乏实力和后劲，有的企业深感有心而无力，这些企业其实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但另外有些企业却是有力而无心，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加大企业成本和负担，不愿承受这一“包袱”，尽可能推脱责任。在发达国家，企业家如果能为其雇员构建企业年金，这被看作是企业家的一种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第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还极不完善，主要的表现是：风险相对收益过高，或者说，收益相对风险过低。因此，企业年金与全国社保基金一样，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投资选择：不投资吧，全部银行存款，结果肯定是不能抵补通胀风险;投资吧，风险太大，而且收益未必能高，尤其是股市风险更大。
何以致此?最终的问题还是归结于我们的企业。以股市投资为例，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当投资收益(上市公司分红)大于投机收益(二级市场差价)，投资者就会崇尚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但当投资收益小于投机收益，甚至上市公司压根儿就无红可分时，投资者就会失望、灰心，甚至失去理性，他们就会寄希望于或热衷于找黑马、坐庄、炒差价，投机就会逐渐猖獗起来，在这种氛围下，有的人甚至不惜犯罪操纵市场、从中谋利。正是由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整体偏低，企业偿债能力弱、分红能力更弱，因此，我国企业债券市场总是“发”不大、股票市场也总是“长”不大，最终导致投资成赌博，市场成赌场。令人忧虑的是：在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环境下，社保基金(包括企业年金)直接入市和间接入市，其投资风险都会过大。尤其在股市上，弄不好，社保基金(包括企业年金)也会成为股市中的又一个新的“庄家”力量。
综上所述，中国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从覆盖面上讲，尚有待于进一步延伸、拓展，终极目标是城乡一体化;从保障度上讲，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强化我们民族企业的国际战斗力，从物质财富上、从收入和工资水平上，切实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自我保障能力;从三支柱架构上讲，第二支柱太过虚弱，财政压力过重，我们最终的希望所在——仍然是我们的民族企业;最后，从基金管理与投资来看，制定完备的法律，依法行政、依法监管，这是至关重要的，但基金投资的保值增值难题的解决，仍有待于我们证券市场强大、健康、稳定地发展。
目前，尽管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障权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或不足，我们面临的困难也还比较多，但我们相信：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构建和谐社会，只要我们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全体公民必定会拥有自己高效而完善的社会保障权!
以上就是关于反思中国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希望给予大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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